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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发现在整顿劳动组织的过程中,地方干部、企业领导、普通工人对这一国家政策并非完全服膺,而是在选择性适应中追求活动空间,造成对国家能力的考验。国家在与社会的互动中,调整策略,多策并举,最终基本完成了精简任务。整个运动过程中,笔者关注到以下与国家能力相关的事实: 第一,国家目标与个别利益的吻合度。这里的个别,是指全局、国家、中央这一概念的对应面,它可以是地方、企业、家庭和个人。从文中我们看到,当双方因为各种因素产生矛盾时,同样的天津市委劳动工资委员会可以发出明显对立的两个指示;冶金局和木材公司的领导可以罔顾整顿精神,先减城市工人而保存农民工;而被精简的工人可以旷工、逃亡、偷盗,甚至反抗。他们对国家政策的不服膺和不配合,证明社会自主性并没有消失殆尽。我们可以发现,当国家目标和个别利益的吻合度较低时,个体会在选择性适应中追求活动空间,舒张自身利益,造成社会的“缝隙”,影响国家能否实现既定目标的程度。关于这一点,从武丽丽、赵鼎新对宁夏红卫兵运动的讨论、王绍光对武汉造反派的分析以及董国强对文革初期南京不同群体行为的研究中(84),都可以体会到程度不一的社会自主性存在。自主性大小的不同与国家利益的吻合度呈正相关,并对国家控制力造成挑战。 第二,政治伦理的合法性。自从韦伯以来,合法性就一直是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在韦伯看来,对合法性的信仰,对于社会成员来说是决定服从的一种最重要的因素(85)。能否强化对“合法性的信仰”,是国家控制力大小的重要体现,中共的对策即是对相关政治伦理的策略性运用。在1959年天津整顿劳动组织运动中我们看到,“全国一盘棋”的政治伦理诉诸对干部、老工人的思想工作,诉诸跨部门的紧密配合,并联合二者共同诉诸被精简者的动员中。作为贯彻国家目标的关键因素,它的广为宣传甚至被官方认为也是运动所取得的“成绩”。1959年7月,劳动部在天津召开了全国整顿劳动组织经验交流会,会议认为,运动取得的显著成绩有力地教育了干部和群众,使大家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全国一盘棋”的重要性(86)。政治伦理的合法性,不仅作为运动的手段,而且成为运动目的本身,最终内化于国家控制力的完善过程中。 第三,跨部门合作能力的有效性。本文所称的跨部门合作能力,指当国家目的设定后,除了目标单位外,其他部门围绕这一目的(或称为中心工作)运转起来的广度和深度。从本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精简的额度送达天津机床厂时,河北区小关街道也同步进行准备,精简人员如果不愿意离厂,家乡的父母官甚至就会前来施压。值得注意的是,跨部门合作能力的有效性,和“全国一盘棋”等政治伦理的合法性密切相关,同时党的领导小组也为其提供了组织保障。材料显示在精简工作开展前后,有些公社要求外流农民的家属出来找人,找不回去就不管饭或不管饱饭。静海县唐官屯乡要求社员许万清到天津塘大盐场把儿子叫回家,许由其小女带领步行三天到天津找到儿子(87)。虽然唐官屯乡的做法由于过于粗暴而被市委批评,但从唐官屯和各乡镇、街道全力配合中心工作的态度中,我们能够看到政治伦理付诸于组织安排并促进了部门合作能力的强化。 综而述之,从天津的案例来看,上述三要素的存在,对国家精简目的实现的过程以及程度加诸了重要影响。毫无疑问,影响国家控制力的因素并不止于此,但笔者所提的这三点,可能是目前尚未被充分加以讨论,而在分析1959年全国整顿劳动组织工作(也包括类似群众运动)的历史时,又十分重要的三点。此外,需要提醒的是,天津虽然作为全国整顿工作的典型,依然有它个案性的一面。因此毋庸讳言,研究视角的专注点和个案研究的局限性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对自己的研究结论保持积极的谨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