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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国家认为老工人经过长期生产锻炼和阶级斗争锻炼,比新工人要“先进”,因此比较依靠老工人影响和教育新工人,推动工作开展(35)。1957年10月中央的一个文件曾说,教育工人的方法“主要是有领导的群众自我教育,即依靠先进带动落后,依靠老工人教育新工人。”(36)在此前后的工厂民主改革运动、整风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国家在工厂都贯彻着这样的做法(37)。但这次精简工作中,老工人群体却发生了不小的分裂。市工会宣传部的材料显示,很多老工人拥护党提出的整顿劳动组织措施,并且主动揭发浪费现象,一些老工人还主动帮助新工人做宣传解释工作(38)。不过,更多的材料却指出,很多厂的老工人情绪并不稳定,并把不稳定的情绪传染给精简工人,造成工作被动。一些老工人不理解官方宣传的整顿劳动组织意义,加之很多新工人和老工人之间存在师徒关系,老工人舍不得他们回乡。天津电缆厂的老工人吴惠珍说:“何苦呢,既然生产上不需要,1958年为什么招这么多人?”(39)新大华染厂请一些老工人参加欢送新工人的会,有些老工人不参加,他们说:“看着我一手培养起来的人走了,我心里难过。”(40)天津市冶金局所属钻石模厂,在遣送农村学徒工时,由于老工人去车站送行,在上车后发生有部分人放声大哭的现象。哭是民众表达情感最强烈的方式之一,但这种感情的宣泄却影响了政府营造的“走者满意留者安心”的氛围,上级认为“影响很不好”(41)。 被精简的工人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经说服愿意离厂(42),一部分则是反抗与疑虑共存。按照市委指示精神,被精简的工人主要是指1958年新增加的人员,基本上有三类,即由农村招用的农民、城市的市民和学生。(43)对于很多家庭生活困难的城市市民和由农村招用的农民,精简意味着丢掉大城市、大工厂的工作,回到街道待业或农村务农。因此,他们的疑虑,与其说是因为思想政治工作没到位,国家政策不理解,不如说是切身利益的损失让他们无法选择“理解”。塘沽区的调查发现,这部分人的“思想工作不太好做”。有的工人谈“大跃进把我们跃回家”、“妇女解放了几个月”。塘沽区红光厂的工人说“去年刮风下雨我们干了,现在房子建好叫我们走,我们打下的江山别人坐?”(44)。天津市委把被精简人员的顾虑概括为六怕,即“一怕失业无事干,二怕生活有困难,三怕回家去种地,四怕被调到外边,五怕丢了面子不好看,六怕对象搞不成”(45),如果再加上对师傅、工厂的感情因素,就基本概括了当时一些工人的心态。相较于干部,除了疑虑,被精简对象往往还通过种种行动传达着不满。美国政治学与人类学家斯科特在马来西亚农村做田野时发现,东南亚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形式反抗从他们那里索取超量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人。斯科特认为这些形式是弱势群体反抗的“日常形式”,它们是“弱者的武器”。(46)将斯科特的发现置换到1959年的中国企业中,你会发现,相对于国家力量,处于弱势地位的被精简者同样在使用“弱者的武器”表达自己的态度。一些人选择了装糊涂开小差,甚至失踪来逃避精简,河东区锅炉厂4个农民思想未通,坚决不走,有的躺在床上不起,有的不见面“捉迷藏”,他们行李在人不在,晚上在白天不在。(47)道桥公司四工区第一批回乡的33人,公布名单发了工资,就逃跑了12人,有的已跑向东北,有的住在市内亲友家企图避风过关。(48)很多工厂工人要求将工作服带走。一些工厂还出现了偷盗,市整顿办发现,“有的单位公布回乡名单后,在工人集体宿舍发现了丢失存折和现款的现象。在车站上遣送工人时,也发现有被遣送的工人乘乱偷盗别人行李或包袱的情况。”(49)我们不认为工人们上述行为仅涉于旷工、贪财、造谣、偷盗的表现,背后体现的恰是他们对精简不满的抗议。 传统叙事中,工人阶级作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在贯彻无产阶级国家目标方面理应坚定而有力。通过天津的材料,我们认为历史比理论要复杂很多。哈佛大学裴宜理教授通过1957年上海工人闹事事件,也发现由于社会经济地位和地理空间区隔,工人阶级中的正式工和临时工、老工人和青年工、外来工和本地工、城市工和农民工存在着分裂(50)。但她忽略了工厂干部们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言人”,也不是铁板一块。1958年春夏之交,当精简政策出台后,地方政府干部、厂矿领导、厂矿中层干部、老工人、被精简对象对国家目标或分裂或抵触的根源,主要源自于两点,一是地方、部门以及个人利益的考量,一是对工厂或对工友的情感,正是这两种要素的混合,构成了国家目标获致的阻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