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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感与利益:对整顿的质疑与反抗 在整顿和精简工作开展前,市委认为,“整顿劳动组织、精减人员的工作,涉及被精减的每一个人,和他们有着切身关系。因此,必须做好这些人的思想政治工作。”(21)市委的估计是正确的,但这次精简,不仅“被精减的每一个人”会因为切身利益而给工作设置障碍,厂领导、车间主任和工段长、老工人等不同群体,也都有自己的利益和情感所在,反映在对整顿工作不同的考虑。 档案材料显示,工厂领导普遍缺乏通过减少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性,相反,为了完成“跃进”指标,他们会率先储备劳动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斯坦福大学华尔德教授提出,社会主义企业受的是“资源约束”而非“需求约束”(22)。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分析认为,“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只有官僚而没有真正的所有者,这样就几乎不存在任何内部的自我约束机制来控制这种扩张冲动,投资饥渴必然泛滥成灾”(23)。正是社会主义企业官员的扩张冲动,推动着1958年天津各厂工人数无计划的倍增。1959年1月6日,天津市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厂停止增加人员,内称:“自本通知下达之日起,全市一律停止增加职工人数”(24)。可是,从1月6日起到3月底,天津各企业负责人并没有太认真地予以执行,相反私招了大量合同工和徒工。材料披露,仅“塘沽区运输公司,在今年3月10日到3月20日十天中,就私招农民144人,全部没有户口及粮食关系”(25)。根据同时期北京市委的调查,“市委直属的26个厂矿和13个筹建单位在市委去年(指1958年——笔者注)12月25日发出关于停止从社会上招收职工的指示之后,仍继续私招了488人。”(26)首都北京在执行国家政策时出现的不力,反映了这一现象并非天津独有,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企业官员在“资源约束”体制下的普遍行为。整顿工作开展后,一些天津厂矿领导的抵制情绪非常明显。如天津乐器厂总支书记刘秉义说:“我还指着780名合同工翻番呢!”还有的说:“要减人就得减任务”(27)。不仅顾虑现在任务完不成,还有厂领导顾虑今后的任务怎么办。天津市整顿劳动组织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整顿办”)发现,“在这次整顿劳动组织、精减人员工作中,中央和省属企业在初一阶段,进度比较缓慢。主要是因为有些单位思想不通,有顾虑,怕减掉人完不成任务,或考虑虽然目前任务不大,但到第四季度任务一来再要人就要不来了”(28)。厂长们叫苦,在上级领导看来是狭隘的“本位主义”,是缺乏全局观念和党性的表现,是“大摊子”思想没有转变,需要通过教育和说服加以解决。 厂领导思想没通,中层干部,特别是车间主任、工段长抵触情绪更大。河东区区委的调查发现,真正思想明确,积极拥护减人的中层干部只占30%,工厂中大约有70%左右的干部都存在着抵触情绪。我们认为,中层干部的顾虑原因有三:一是担心减人不减任务,分摊到每个车间工作量加大,任务完不成。地毯厂一车间主任说:“咱们全是手工活,不像机器行业,人家加加转轮就减许多人,咱们减了人把活就得加到别人身上”(29);二是相较于企业领导,他们和工人之间感情联系较多,愿意替工人说话。华尔德教授的研究发现,工人积极分子和中下层干部之间会出现一种施恩回报关系,“干部们有时还以上级保护人的身份替他们的下级到厂方活动”(30)。但华尔德忽略了,这种密切关系不仅存在于干部与工人积极分子的关系中,因为老乡、亲属等原因,这种密切感情和行为同样会出现在于部与其他工人之间。河东区发现个别车间主任因自己的家属是被减对象,所以对精简有很大的抵触,如某厂大部分车间主任、车间支部书记的爱人、女儿、儿媳妇等都属于1958年进厂的被精简对象。因此,干部很抵触,该厂的整顿劳动组织工作始终开展不起来。(31)一些中层干部甚至见到工人哭他也哭并说:“我们也不愿你们走,你们可派代表找领导去,别找市局找区委市委去”(32);三是担心工人缩减过多,有关干部岗位会撤销,危及自身利益。第六建筑公司的干部李富贵说,“你看工人走啦,任务也少了,干部就显得多啦,这回干部非调不可”;安装公司干部小谭说,“我看这回算完了,现在当干部可能当不成啦?过节劳动锻炼了一段还好(33),这叵可能下去干活啦!”(34)中层干部是一个国营企业上传下达的主要力量。特别是车间主任和工段长,厂里的任务经由他们分配到班组和工人,工人的福利、奖惩由他们加以调配,工人的表现或问题由他们汇报给厂领导,精简工人的思想工作,必须由他们做。市整顿工业组织领导小组充分认识到这一层干部的关键作用,这也是整顿工作进入工厂后,首先召开中层领导干部会议的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