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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顿的缘由与兴起 “大跃进”运动开展后,中央为了发挥地方积极性,下放了相关权限。1958年6月29日,中央转批劳动部报告,将企业招收新工人的审批管理权予以放宽。随着基建审批权、物资分配权和招工计划权的全面下放,城市人口和职工人数大幅度增加。1958年,全国新增职工2082万人,其中超过一半来自农村。数据显示,“按1958年从农村招收的1104万名职工来计算,如果每人年平均消费粮食456斤(青、壮年强体力劳动者按每月38斤计算),一年就要消费50多亿斤商品粮食。农民进入城市后,在其他商品方面的消费量也会比从前增加”(详见表1)。国家统计局由此建议政府“减少新职工”,因为这样“不仅可以缓和市场的紧张程度,而且可以将这些劳动力分配到生活资料的生产上去,加强农业和农副业的生产力量。同时,对于企业劳动组织的改进和劳动效率的提高都有很大的好处。”④ 1959年3月,国家计委和劳动部共同召开了全国劳动工资计划会议。会议确定了当年劳动力管理的方针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合理的分配和使用劳动力,保证国家生产建设(首先是钢、煤、粮、棉生产)的需要,促进国民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会议提出了两个重要建议,即“改进劳动组织,合理地使用劳动力”以及“适当调整现有职工队伍”⑤。这次会议拉开了1959年全国整顿劳动组织工作的序幕。1959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劳动部党组《关于1958年劳动工资的基本情况和1959年劳动工资的安排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避免人力、财力的浪费,今年必须减掉几百万职工。这样做,对于增强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和减轻市场消费物资供应的紧张状况,也有好处”⑥。  根据当时指导性的经济学理论,社会主义优越性表现之一就是劳动生产率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有一个著名的提法,即“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⑦列宁的这一提法在“大跃进”期间很受官方的重视。⑧中央对各地偏重“跃进”指标而不顾及劳动生产率的做法很不满意,这也是国家计委和劳动部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整顿劳动组织目的的原因。根据中央整顿劳动组织精神,1959年在全国范围内,职工人数不能增加只能减少,全国缩减人数在八百万人左右。 天津的情况是全国的一个缩影。经过中央和各系统层层追加,天津1958年年度工业增长指标高达110%。为完成上级“跃进”指标,天津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招聘新工人,扩大再生产。技术革新短期内难以实现,招聘工人,则因为管理权限的下放,较容易实施,这就成为包括天津在内各地普遍选择的办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天津市共增加职工17万多人,1958年一年从社会招收的就有23万多人,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加人员总数的1.33倍⑨。经过增加人力成本投入,全市工业总产值增加了70%,但“由于人员增加过多,很多单位58年的劳动生产率下降了,有些单位59年的劳动生产率还要继续下降。”⑩为贯彻中央整顿精神,1959年5月,天津市委向全市发出了《关于整顿劳动组织、精简人员的指示》。文件要求,天津精简10万左右工人。精简人员的范围,主要是1958年吸收进厂的农村合同工,包括部分街道妇女和学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