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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官方与民间形式对外文化交流频繁,但民间形式交流大多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归口管理的体制”。[25]1949年11月,文化部设立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负责本部业务范围内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1951年,该局改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领导,1955年改名为对外文化联络局。1958年成立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直属于国务院,撤销对外文化联络局,同时规定文化部、高教部、卫生部、国家体委、广播局、园林局、宗教局、中国科学院、新华社、中国文联、作家协会等部门和机构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要接受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领导,这些部门和机构的对外文化交往项目都要报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审批或经其转报国务院审批,外事经费由其统一划拨,形成了集中管理体制。[26]1953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作为“党中央领导下管理人民间国际活动的党内组织。主要任务是帮助中央在思想、政策、方针和计划方面对人民间国际活动进行指导与检查”,“工作范围仅限于指导人民间的国际活动,主要包括参加非政府性国际组织、国际会议与各国人民间友好活动,但应与政府性的国际活动互相联系配合”。[27] 1950年2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提到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1951年4月,中国与波兰签订了《中波文化合作协定》,规定建立中波两国在文化、教育、艺术、科学等各方面的直接联系与互助。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先后签订了单独的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用条约的形式,规划了彼此之间不断发展的文化交流活动”[28];中国与埃及、也门等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同四十多个国家签订了广播合作协定或电影合同”[6]。同时,中国还与很多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执行计划,详细规定了交流项目。可以看出,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部分亚、非国家在教育、科技、文学艺术、电影、戏剧、体育等方面进行的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双方签订的文化合作协定和计划进行的。 在进行对外文化交流时,党和政府领导人给予了高度关注和指导,不仅做出具体指示,而且经常审查出国艺术团的演出节目,会见来访的外国文化友好代表团,观看他们的演出或者率团出国访问。1952年12月,中国政府派出由宋庆龄任团长的108人的代表团参加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周恩来在出发前会见代表团时说:“你们这一百零八将都是各界杰出的代表,要各显其能,广交朋友,要如实宣传新中国,让各国代表通过你们,看到新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29]1956年5月,中国京剧代表团由政府派遣,以民间形式出访日本,周恩来亲自过问演出的全部剧目。同年,上海京剧院在访问苏联之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全体演员,周恩来亲自选择剧目,并对出国期间的工作作了具体指示。同时,周恩来还多次会见来华的外国文化团体。 为了发展同中国没有建交国家之间的关系,新中国领导人决定采用民间文化交流形式,“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即先通过文化交流来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为建交创造必要条件。周恩来指出:“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不能单靠职业外交家去进行,更多地应该依赖两国人民直接来进行。”[30]“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18](p.52)在周恩来的主持下,20世纪50年代先后成立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等民间团体,以及中苏友好协会、中缅友好协会、中印友好协会等对口友好组织,以这些团体的名义邀请和接待世界各国人士到中国访问,通过他们把中国介绍给各国人民。同时,中国也派出相应人员出国访问,与各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促进官方态度的变化。例如,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积极开展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半官方人士(如政党领袖、国会议员以及退休的高级党政领导人士)的友好交往。“外交学会的民间外交对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改善新中国外交形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声誉卓著。”[31]50年代,中国同西欧大多数国家及日本等国没有外交关系,彼此之间主要是通过民间外交进行交往。这些机构虽是“民间团体”,但大都受党和政府相关部门的领导。例如,1954年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文联等10个人民团体联合发起成立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作为专门负责与世界各国进行各种民间文化交流的部门,“对外文协工作接受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领导,与原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局合署办公”。[32]可见,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主要是在政府主导推动下展开的,民间组织特别是地方、企业、团体等社会各界力量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的作用有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