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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21日，第五次“围剿”总指挥机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以下简称行营)成立[5]P149，管辖江西、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江苏、山东、陕西十省以及上海、南京、武汉三个特别市，负责“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事及监督、指挥剿匪区内各省党政事务”。行营成立后，即开始实施封锁具体事项。行营颁布《封锁匪区办法》[6]P458，将封锁区域分为“全匪区”、“半匪区”、“邻匪区”和“安全区”四种类型。其中，“全系赤匪盘踞之地方”为全匪区，“常有匪患之地方”为半匪区，“邻近匪区之地方”为“邻匪区”，“全无匪患之地方”为安全区。规定封锁区域驻军最高军事长官(“剿匪”各路总司令、总指挥及纵队司令等)负责主持一切封锁事宜。组织公卖会对食盐、火油等物资实行公卖，禁止私人在“邻匪区”和“半匪区”贩卖。苏区民众前往国民党统治区进行贸易偷运食盐等禁用品，不幸被捕，则必杀无疑。 江西是南昌行营的驻地，是“围剿”的主要区域，因此对江西经济的封锁最为严酷。江西全省除了南昌和新建两县被划为安全区外，其余均被划为封锁区，均设立了公卖会和封锁管理所。到1934年11月份，江西全省紧邻中央苏区、闽浙赣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的40个县被划分为8个封锁区，各区设检察官，由当地最高驻军长官担任，实行食盐公卖的县份有73个，外加5个特别区，共成立公卖会76个，成立公卖分会709个；设立封锁管理所74个，管理分所376处，检查卡1053个，部分检查卡还设检查分组若干处。在水路，则设立赣江万(安)丰(城)间水道督察处及13个封锁管理所，加紧对赣江沿线的全面封锁。 南昌行营先后颁发了13种封锁令，对封锁事项、封锁组织、封锁办法等逐一作出详细规定。主要在物质、交通和通信三方面实行封锁。“出入邻匪区半匪区者，须持有通行证，始可通行。其他如河道山地之间，两县交界之地，均划分职责，严加封锁。”[7]P119 在三种封锁中，核心是物质封锁。物质主要包括粮食、食盐、布匹等必需日用品和药材以及钢铁、铅等军用品的材料。由于江西不产食盐，作为一种日常生活必需品，盐是重点封锁的物资之一。1933年7月17日，按照行营的要求，江西食盐火油管理局成立，代表军方对民众日常生活所必需的食盐、火油的运输、储存和买卖进行严格管控，并有权就食盐火油公卖事务监督各县县长认真履行职责。随后，行营对原已实行的食盐火油公卖政策进行调整，出台《修正剿匪区内食盐火油公卖办法》，严格控制食盐的买卖，实行计口售盐。 《剿匪区内食盐火油公卖办法》规定，公卖委员会及各地分会需将本区人口数量、食用量、存储量、售卖数量分别登记造册。所有食盐必须凭证购买，购买凭证分为护照、许可证和凭单三种。县公卖会必须凭县政府发放的护照采购食盐，公卖分会则要取得购买许可证之后，才能前往县公卖会购买食盐。民众则以户为单位，持县政府发放的购买凭单，往本地区公卖分会购买。对于食盐购买的数量，不允许在最低限度之外有丝毫富余，规定“每人每天，只许购买三钱(皆旧制，一斤为十六两，以下皆同)，五口之家，得购一两五钱”，经常有红军出没，且没有国民党军队驻扎的地方，县公卖会每次购买的食盐不得超过总人口三日的食用量，对于离苏区较远，且有军队驻扎的地方，县公卖会每次也不得购买超过15日的用量，分会和住户不得购买超过10日的用量。[8]P6-14 为清查人口，实行“计口售盐”，国民党还推行了保甲制度。1931年7月1日，为严密民众组织以便利第三次“围剿”，国民党当局决定在江西43县“剿匪”区域停办地方自治，对原社区公所及乡镇闾邻制度进行改组，实行保甲制度。后发现保甲制度便于“协剿”，江西省人民政府于1932年3月正式废除乡镇闾邻组织，在全省普遍推行保甲制度。江西也因此成为民国时期全国第一个实行保甲制度的省份。保甲在编制上以户为单位，10户组成一甲，10甲组成一保，分社设立户长、甲长和保长。保甲内实行互相监督和互相告发的联保连坐制度，即所谓一人“通匪”，全户同罪，并类推而株连全甲、全保。万年县规定编组保甲尚未完成区域，民众“购买食盐数量应严格控制，每次只许购买半斤或4两”。而未组织保甲区域或赤化区域，民众则“不得购买食盐及布匹钢铁药品等项”[9]。保甲制度以居民自治的组织形式，将国家权力延伸到了城乡底层，形成了对基层社会和村镇居民的严密控制，奠定了“计口售盐”的基础，配合连坐制度的实行，有效地减少了食盐流入苏区的可能。因此，国民党人对其高度肯定，认为“淸匪工作靠它，代理乡镇闾邻的自治制度也靠它”[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