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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尹占文，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内容提要】 当前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儒家传统的大同思想在价值追求上的契合或融通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铺垫。事实上，这个常识性推断存在着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双重漏洞。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中“求变”思维的契合。中国共产党秉承“弱者逻辑”，整合“求变”思维并在实践中成功地实现了与下层民众的思维同构，从而使“求变”思维发展为迫切改变生存现状的强烈冲动和革命行动。因此，发生学意义上“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思想变革，“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为本文的基本观点提供了逻辑验证。 【关 键 词】求变思维;发生学;弱者逻辑;农民革命 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一个民族多数情况下是依赖文化“铺垫”、思想“契合点”或理论“可通约性”有选择性地接受外来文化，否则就会“水土不服”。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就在于这是一种经过人民的实践选择和广泛接受而形成的外生契合型理论，而发生学意义上“中国人为什么接受马克思主义”是解释这一理论形成的关键。为明确问题指向，本文中“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含义是指:早期的先进分子和后来的广大群众能够普遍认同中国革命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所期望的革命运动和斗争实践。 一、一个常识性推断的逻辑漏洞与本文的基本观点 李泽厚先生曾经提到:“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才发生了迅速的改变。但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会这样迅速和忠挚地首先被中国知识分子而后为广大人民所接受所信仰？这便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①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角度来谈论这个问题，当前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大同社会理想存在价值追求上的契合或融通，这种相通性、相容性或相融性②使得中国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心理上的共鸣，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外来文化的隔阂与抵触。事实上，这个常识性推断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漏洞。 首先是理论上的逻辑漏洞。历史上儒学被定于一尊后，就成为中国封建王朝实行专制统治的文化资源与理论支柱，长期以来被尊为“官学”和“显学”就意味着儒学在性质上是一种执政文化，特别是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后，颁布政令“尊孔崇儒”为“复辟帝制”鸣锣开道，更是凸显了儒家学说被专制统治所利用的政治本色。而马克思主义就本质而言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发展到创新，始终贯穿的一个基本信条就是“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③。近代中国，这个“旧世界”在文化形态上就表现为以儒家学说为主的封建传统文化。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批判中国传统思想“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惟抵抗之力，从根断矣”④;科学、民主思想与“孔教”“不可相容，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⑤。一代文学巨匠鲁迅更是以“吃人礼教”来揭示封建传统文化的本质。“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马克思主义把对传统思想的批判和对现实世界的批判结合起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所以，在这个历史阶段，孔孟儒学被视为落后甚至反动的“封建”意识形态而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则充当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决裂、打倒孔孟之道的武器。⑥显然，在理论本性和社会功能上，二者不可相容，也无法相容。 其次是实践上的逻辑漏洞。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是以“仁”为根据的“内圣之学”和以“礼”为基础的“外王之术”，内化伦理和外化实践相互映衬，旨在构建“上下有等、高低有差、贵贱有别”的社会秩序和维护“纲常伦理”的行为规范。因此，崇尚儒家学说和维护等级秩序互为表里、相互渗透，儒家学说有利于从伦理的角度来维护统治阶级的现存秩序。按此逻辑，以儒家学说为思想底色的中国人应该更倾向于维护现存等级秩序和接受一些儒化的言论，对反传统的革命思想和行动抱以冷漠、排斥甚至敌视、打压的态度。但事实上，中国人民既没有认可袁世凯的“尊孔崇儒”行径，保守派“企图将孔教作为国教而载入宪法”的图谋最终也没有实现。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极力儒化“三民主义”，发动“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和“力行哲学”强化党治文化，独断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思想文化上的尊孔复古，围剿国统区的共产主义革命文化，其真实目的就是要国民服从和维护国民党统治下的现存秩序。但最终事与愿违，中国人民不但没有“被儒化”，反而是坚持了一种强烈的反传统态度，最终依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显然，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民在实践中还是没有沿袭“传统的反革命路径”而是选择了“反传统的革命路径”去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另外，有研究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说”不是源自儒家思想而是墨家思想。在字面上，“大同”虽出自儒家经典文本《礼运》，但是一些正统儒家大都否认大同学说是儒家思想。相反，治墨学者大多认为，在义理上，“大同”与儒家思想的“差爱”、“礼让”相差甚远，倒是与墨家思想中的“兼爱”、“尚贤”、“尚同”、“三相”(有力相劳、有财相分、有道相教)等如出一辙。⑦张荫麟先生甚至明确指出:所谓“大同”的观念及儒家讲政治所达到的最高境界，见于战国末年作的“礼运篇”中者，实以墨家言为蓝本。⑧蔡尚思、吕振羽、李泽厚、张岱年等诸多大师也都认为大同说源于墨家。 由此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和儒家传统思想在价值追求上的契合。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中国人广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很好地化解了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的“水土不服”呢？本文提出的基本观点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根本上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中“求变”思维的契合。 从思想资源来看，《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和土壤，《易经》中的阴阳思维对塑造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思维习惯起到了关键作用。田辰山先生认为，《易经》里就已建立起来的一种“通变”思维，是影响中国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强大思维倾向。⑨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纲要》中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皆可援易以为说”。引“易道”“以为说”，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不同的思想派别，早在先秦时就成型并定格了以“仕者儒、隐者道、劳者墨”为主的民族文化格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