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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则是另一番情景。中国早期先进分子主要是通过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来接受、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劳农专政”、“阶级斗争”、“革命的社会主义”、“劳农主义”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初表达。中国“求变”语境下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解读和改造性宣传(24)在于服务社会需要使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实用理性和迫切改变现实的集体意识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参与革命的过程中不仅认识到城市武装暴动不能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而且还逐渐摸索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要点的实践支撑点，那就是:“到农村去，到农民群众中去”。 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弱者的逻辑”。在中国，“弱者的逻辑”主要体现在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因为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而且经受“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三种剥削，其困苦达于极点，自求解放之心，十分迫切”(25)。李大钊是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他站在下层劳动人民的立场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继李大钊之后，毛泽东比较早地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的农村社会，同时用中国农村和农民的阶级状况诠释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从思维方式来说，西方的传统思维模式是“线性因果思维”，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是“阴阳关联思维”(26)，也有的学者称之为以空间为本位的因果思维和以时间为本位的关系思维。(27)中国历史上的地主和农民在封建社会结构中虽有阶级分殊，但却以相同的模式在推动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式的发展:以暴易暴，以一个封建专制制度代替另一个封建专制制度。中国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就是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作用的结果，即历时性阴阳关系思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在实现对西方传统思维超越的同时还很大程度上保留和利用“线性因果思维”来分析阶级斗争及其相关问题。探究东西方思维差异的经典之作《思维的版图》中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传统的农民具有更强的场依存性，比较倾向于进行情境归因分析。(28)田辰山认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艾思奇、毛泽东等从中国传统思维的角度对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了解读，使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被中国人所接受而一举成为风靡社会的思维模式。(29)所谓“中国化”的思维模式，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吸收和综合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维习惯而形成的“共时性的因果关系思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语境下特别注重分析农民生活的现实环境，同时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隐含的西方因果思维，对中国的农村社会进行了因果归因的分析，这一思维过程中经历了“中国化”的模式转换。 在中国革命的话语体系中，阶级斗争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而是革命阶级、朋友阶级和敌人阶级(30)的分殊。在农村，革命阶级就是广大的贫民阶级，“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31)。有道是“越穷越革命”。中国革命的任务不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反帝反封建，在农村，“农民打倒土豪劣绅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为”(32)，因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33)。马克思、恩格斯号召革命同志到工人群众中去，毛泽东则号召革命同志到乡村去，“穿起粗布衣……了解农民的要求”(34)，“和他们变成一体”(35)，帮助农民提高觉悟，让农民认清他们是封建社会结构中的“被剥削者”和“受苦人”。逻辑归罪就是这种思维的运作模式。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中国共产党通过重新定义和逻辑归罪等策略，成功地将乡村社会纳入以阶级身份(敌/我)为核心的阶级话语的轨道，(36)逐步引导农民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彻底改变当前的生存境遇。事实上，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以“土地”为中心内容的“农村大变动”一直贯穿始终。正如毛泽东所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37)自然地，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和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成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突破口和动力源。 《大公报》曾这样描述陕北民情:“由于交通之阻塞，政治之黑暗，教育之落后，人民生计之困难，陕北甘东接境地区之农民，已养成一种反对政府的心理。”(38)这就是中国革命之所以会走出一条延安道路的现实逻辑。在传统社会结构中，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会比田地甚少或者交纳过高田租的农民更为革命。但是，区别中国革命与以前那些革命的并不是农民的行为而是知识分子的行为。(39)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40)。在中国的革命叙事中，中国共产党秉承“弱者逻辑”，用“受苦人”作为历史主体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话语转换，唤起了广大农民阶级的革命斗志并产生了“迫切改变现实”的思想共鸣，实践中代表底层民众并不断取得他们对党的政治活动的信任，同时把农民造反、打击地主与民主革命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政治宣传和革命动员中塑造“受苦的阶级”的形象并使革命日常化、生活化，从根本上来说构筑起了革命意志与下层人民的“求变”思维同构，所以，“求变”思维不仅发生而且还发展为迫切改变生存现状的强烈冲动和革命行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