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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发展来看，春秋战国时的“儒墨显学”⑩主要是由于儒、墨直接代表封建社会的二元主体结构。儒家发挥“通变”思维并进一步伦理化和秩序化为“乾贵坤贱、男尊女卑、君统臣顺”的纲常伦理，成为统治阶级的文化形式;而墨家乃“劳工学派”(11)的代表，把“通变”思维应用于“均贫富”等改变劳动者生存境遇的斗争实践中，成为劳农阶级的文化形式。儒家思想的文化导向为执政和保守，墨家思想的文化导向为反抗和革命。尽管墨家在秦汉后“销声匿迹”，但是劳动群众的“集体无意识”中深深地埋藏着一份难以化解的“平民主义”情结，当统治阶级严重危及到生存问题时，类似“均贫富、等贵贱”等潜伏在民间的墨家思想就会唤起底层农民的反抗意识。李泽厚先生也认为，墨家传统并未消失，它以各种不同形态出现在农民起义和儒学异端中。(12)从这一点来说，《易经》中的“通变”思维经墨家发挥就成为一定历史阶段和社会现实中的“求变”思维(“求变”思维意在对“通变”思维的积极发挥)。因此，历史上反映农民利益的思想学派莫过于墨家，墨家所代表的底层民众的“求变”思维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反复出现的农民起义。 近代以来，清末政象外患纷乘、内政腐败，“追求变革”是势之所趋、民之所向。梁启超曾这样写到:“鸦片战役后，志士……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13)从“经世致用”的更法主张到“变法自强”的洋务运动、从“百日维新”的戊戌变法到“救亡图存”的政治革命、从“自强保种”的进化主义到“劳农专政”的社会主义、从“革陈启新”的文化革命到“破旧立新”的社会革命，都是近代以来为中华民族谋求出路的先进分子以自己阶级所能达到的高度提出的社会改革方案，其间贯穿的一个共同信念就是以“求变”迫切改变生存境况、以“求变”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尽管“如何变”的主张“殊道”，但解决民族危机、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同归”。余英时先生还认为，“杜威的试验主义通过胡适的中国化的诠释之后，这种‘改造世界’的性格表现得更为突出。……杜威和马克思之间有许多根本的分歧，但在‘改变世界’这一点上(包括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他们的思想是属于同一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继实用主义之后炫惑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这也是基本原因之一。”(14) 正因为近代以来寻求变革的迫切需要，在启蒙思想家谭嗣同、梁启超、胡适、鲁迅等人的努力下，墨家这个本来在历史上已经灭绝的学派又忽然火爆起来，成为热门。(15)也正是因为“求变”思维的契合，中国思想界在“五四”时期将社会主义与墨家思想等同起来，而把“孔孟儒学”作为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因此，若从思想渊源上说，一切有关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有关的问题又回到墨家学说身上。(16)所以，“求变”思维是近代中国进步人士心照不宣的共识，顺应以变治变的时代需要，符合思变求变的民族愿望。 海外著名比较哲学专家安乐哲先生认为在传统中国的思维路径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的界面，他自己称之为“互系”思维、田辰山先生概括为“通变”思维。田辰山先生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中国传统的“通变”思维植入马克思辩证法，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成为被中国人所广泛接受的思维模式。(17)}显然，马克思主义是在“求变”思维框架下才与中国传统思想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新生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创新生成过程同时也就是中国人理解、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二、中国共产党整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求变”思维并在实践中成功地实现了与下层民众的思维同构 综上所述，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根本上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中“求变”思维的契合而不是其他。如果进一步追问:“求变”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实现自强图存从一开始就秉承的基本思维模式，中国语境下与马克思主义同时代、同场域的其他“主义”或“思潮”为什么就不能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求变”思维耦合创新呢？我们的回答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秉承“弱者逻辑”，整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求变”思维并在实践中成功地实现了与下层民众的思维同构，而其他“主义”或“思潮”虽也“求变”，但未曾“说服”群众和“掌握”群众。 “五四”时期，各色各样的“主义”蜂拥而入中国，(18)堪称“主义时代”。从总体上说，该时期“主义”的演变和发展可以用“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三分模式来解释。自由主义以早期的严复和后期的胡适为代表，激进主义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保守主义以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康梁等的政治保守主义为代表。自由主义者主要从启蒙的角度思考近代中国问题，但在“救亡压倒启蒙”的迫切问题面前，他们的思想虽成体系且极大地影响了上层知识分子，但是严重脱离群众和群众运动，(19)鲜有的政治主张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那时候“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20)。保守主义者主要是借助传统文化和权威政治整合社会秩序来克服由于文化断裂、政治断层而出现“新者未立、旧者已亡”的社会脱序与政治危机。但在现实中，由于“害怕群众运动比害怕反动势力还要厉害”，改良派思想家们便完全投入了反动派的阵营，(21)“托古”被政治利用，强人政治成为复辟闹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但由于“平均地权”与农民群众是脱离和隔绝的，它的重点是城市土地的地位问题，而不是具有迫切意义的广大农村的土地问题。(22)加之革命主体是留学生、新学知识分子、城市会党和新军等，所以，理想中的主义“没能够在农民群众中找到实践它的物质力量，因此它丝毫不能动员农民群众”(23)。总之，“三民主义”由于本身的局限性以及被政治遗老歪曲改造利用和孙中山过早离世等原因，也没有和底层群众发生实质性联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