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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所提供的逻辑验证 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为本文的基本观点提供了逻辑验证。从文化导向来看，中国共产党融合墨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创造了一种兼具中国民族特色的革命文化形式。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劳农专政”的学说，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55)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学习的目的在于“为国人开一条新路”。而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中，儒长“学而优则仕”，墨则“均贫富等贵贱”，儒守“礼乐”，墨反“贫民”，儒喜“执中”，墨好“变革”，儒崇“差等爱”，墨尚“兼相爱”。总之，对于儒、墨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理论本性上，儒家是执政文化，墨家乃革命文化，墨家与马克思主义类同;出身和社会立场上，孔子是“圣人之后”，墨子似乎是一劳工，(56)墨子与马克思类同;社会功能上，孔子是传统制度的维护者，墨子是新社会秩序的追求者，墨家与马克思主义类同;反权势的倾向上，儒家较温和，是右派，墨家较激烈，是左派，(57)墨家与马克思主义类同;社会秩序的态度上，儒家维护等级秩序，墨家反对等级秩序，墨家与马克思主义类同。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包括陈独秀、蔡和森、邓中夏等党的早期领导人，是非常重视借鉴墨家思想的。(58)毛泽东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59)墨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农民阶级的政治学说与革命导向的文化形式，毛泽东从历史的高度把握农民革命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与他从理论的高度把握墨家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进步意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直到延安时期毛泽东仍然坚持认为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认为抗日的革命文化就是农民的革命主义。在革命语境中，中国共产党以农民革命为主轴把墨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种既能“教育、武装和掌握农民”，又能引导农民革命取得胜利的革命文化形式。另外，从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也可以反映出墨家的“苦行教”(60)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对于中国革命文化的影响作用。可见，不论是思想融合还是实践借鉴，中国革命文化形成的深层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与墨家思想的融合而不是其他。 从现实运动来看，中国共产党把“求变”思维植入农村社会，领导了一场极具中国民族特色的民主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艾思奇曾经说过，党在革命时期的政治任务，一种是宣传和教育任务，一种是组织任务。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农民内有封建剥削、外有殖民掠夺，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但是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农民只有在先进阶级的领导下才会焕发出作为群体的政治意识与革命意识。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作过经典论述:中国革命“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革命中大量的农村调查显示，农民深知“苦感”但不知“苦源”。因而，农民阶级觉悟产生的根源并不只是剥削，它还来自广泛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而生成的集体自我意识与情绪爆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针对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形式教育农民，其目的就在于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武装农民，启发阶级觉悟、激发阶级意识、强化革命意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由相同的社会地位、相似的态度和价值观的个人组成的群体，在相似的情景中很容易发生相互的情绪感染，一个人的情绪可以引起他人相对应的情绪的发生，而他人的情绪又反过来加剧了这个人原有的情绪，反复震荡，循环反应，甚至激起强烈的情绪爆发”(61)。中国共产党通过扎实有效的教育和宣传工作把类似“一家富贵百家怨”这种潜藏在农民心底的、极具爆发力的社会矛盾和革命潜力充分挖掘了出来，把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作为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用革命的办法领导农民运动，造成空前的农村大变革。 但是，鉴于中国传统农民和农村社会的“一盘散沙”状态，中国革命必须把党的宣传教育任务和组织任务紧密结合起来。1927年“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为落实党的组织任务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此后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基本上都是围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展开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坚持认为“民族的抗日战争实质上是农民的革命战争”(62)，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思想。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为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行动，先后于1946年发出“五四指示”、于1947年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以支援解放战争。可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农民为主的革命军队，深入到广大农村地区，广泛开展以土地为中心的群众运动，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这是由我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与现实矛盾决定的。但中国革命是一组反差强烈的因素的产物:一方面是几乎不识字或很少识字、许多人甚至连县城也没有去过的农民大众，另一方面则是由共产主义精英所倡导的宏大意识形态和改造社会的巨大工程。(63)简言之，是革命意志和革命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就革命意志而言，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就革命力量而言，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64)二者统摄于中国革命“彻底变革社会秩序”的基本要求。革命中这一基本要求在中国共产党和农民的思维层面上内化为“求变”思维，在现实层面上外化为土地所有权的变更。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既是资源、更是权力，农民获得土地就意味着地主失去土地，通过土地所有权的变更，农民不仅获得了经济收益和物质回报，而且还获得了新社会结构所赋予的权力和社会地位;土地对于共产党来说既是权力、更是资源，农民获得土地意味着共产党的政治权力成功地嵌入了农村社会，同时共产党也获得了来自广大农民参与和支持革命政权、巩固和捍卫革命成果的巨大社会资源。植根土地，中国共产党顺应广大农民“穷则思变”的心理，思变求变、以变治变，领导人民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革命实践诠释了“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近代中国革命“成也土地、败也土地”，因此，范文澜先生曾把争夺土地的斗争看作是“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