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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生学意义上“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思想变革 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认为，中国人选择共产主义首先是在政治上致力于马列主义革命运动，过了很久以后，才在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41)显然，这样的认识有悖于中国的实际。事实上，中国农民没有“思想转变”绝不会参与“实际运动”。列宁就认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农村和农民是“非常闭塞，消极被动，没有知识，对政治漠不关心”(42)。然而，那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热衷于学习西方思潮，为中国的社会变革寻求出路。“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形成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先是经由日本、法国途径的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成立前后主要是经由俄国途径的政治形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中阶级斗争作为唯物史观的现实描述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根本的学说和基本概念，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得到大批知识青年的接受和信仰后，便逐步与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思想武器。 中国共产党是知识分子建立的政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注重分析知识分子和农民之间的有机联系。毛泽东曾指出:“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43)这个传统成为中国共产党连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农民的一条红线，是解释“中国广大民众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学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普通民众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语境下的选择性解读和“再传播”的“并非系统、全面和科学的”(44)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所以，革命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必定是由中国革命者所理解和选择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话语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里，我们重点分析的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不是莫里斯·迈斯纳所认为的路径。 发生学意义上“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思想变革，长时段内则表现为思想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寓于实践的革命运动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逐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理解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45)这句话对于中国革命的真实含义，其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就是要用理论武装群众、掌握群众。 首先，用阶级理论分析群众的社会构成，激发阶级意识。中国传统社会构架下的农民，宗法观念和血族意识根深蒂固，再加上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大革命时期农民参与革命运动并不是出于“阶级”的身份和目的使然。鉴于此，毛泽东在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宗明义强调:“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46)土地革命开始后更加注重用阶级方法分析农村的社会构成。1933年，毛泽东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依据土地和劳动两大标准将农村阶级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工人。在中国共产党后来的实际工作中，“划成分”成为塑造农民“阶级身份”的主要手段。农民获得阶级身份的实质就是把农民的个体化存在转变为群体化存在。“划成分”既是政治意识的外部嵌入，同时也是阶级身份的自我认同;既构筑了同类阶级，又区别了异类阶级，即所谓的“天下地主一个妈，天下穷人是一家”。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自觉的个性的消失，以及感情和思想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是就要变成组织化群体的人所表现出的首要特征。”(47)因此，阶级身份确立和自我认同的根本标志就是阶级意识的激发和确立。中国共产党用无产阶级革命意识教育农民和以农民为主的革命军队，促使农民群众的阶级意识实现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定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粮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强调，革命群众要通过“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甚至必要时采取“强迫”(48)教育来提高和纯化无产阶级意识。 其次，用革命策略强化群众的革命意识，激发革命行动。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村，不仅认识到农民深受剥削却鲜有反抗，更重要的是认识到要将农村“阶级化”的社会力量变成现实的革命力量还必须用革命策略强化群众的革命意识，激发革命行动。从土地革命到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立足农村现实，采取诸如创办学校和报刊、张贴红色标语口号、组织群众大会、举办干部培训班、成立宣传队、创办根据地文化社团、开立功会和诉苦会等策略启发和强化农民的阶级革命意识。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费正清提出“刺激—反应”模式来研究中国问题。如果不就中国的宏大叙事而就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机制而言，这个模式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思维意识层面中国人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于中国革命话语中的马克思主义结合现实运动刺激甚至是反复刺激革命群众的心理和情感，逐步消除几千年来形成的奴化和宿命心理，激发起他们的思想骚动与利益期许，造成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反应;而其他主义的现实载体不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鲜有刺激自然就无反应。这一作用模式可用土改时期的“诉苦运动”作为例证。“诉说自己被阶级敌人迫害、剥削的历史，因而激起别人的阶级仇恨，同时也坚定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就叫做‘诉苦’。”(49)“诉苦运动”在本质上就是“受苦人”的“翻心”实践，(50)整个过程以“苦”为中心话语，贯穿问苦、引苦、访苦等“知苦环节”，吐苦水、倒怨恨等“诉苦环节”以及挖苦根、算总账等“解苦环节”。“有苦就是理”在实际运作中环环紧扣，层层剥离传统观念中的“命”，对底层民众的传统观念和现实生活不断产生冲击。现实生活中农民一旦意识到自己正在受苦，而且还认识到能够通过想办法来改变自己的处境，革命就会一触即发。从革命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旦受到某种持续的刺激，大众的情感强度就会像不受控制的惯性运动一样，不断攀升。(51)在情感惯性的作用下，农民在革命中作为阶级的集体身份不断得到强化，革命意识不断得到激发，思想革命催动下的物质革命就会以巨大的社会能量迸发出来，所谓“苦根不挖，诉苦白搭”，“挖的不深不净，哭瞎眼睛无用”。一句话，中国革命既是“发生”的，更是“发动”的，(52)“发动”就是要将“翻心”实践和“翻身”实践贯通于中国革命的现实逻辑之中。 发生学意义上“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思想变革，主要指的是中国底层民众在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教育的过程中能够普遍认同中国革命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不断转变思想并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所期望的革命运动和斗争实践。这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思维传统是分不开的。毛泽东早在1917年就写到:“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53)新中国成立后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说:列宁说过，唯物主义最“唯心”。这就是说，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比唯心主义者更重视精神的力量和作用。所以，革命时期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54)可见，中国革命始终贯穿的思维逻辑在中国底层民众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层面清晰地反映出来，这正是毛泽东后来所讲的这个思路: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