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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得苏区商业萧条，商店大量倒闭。如闽西长汀，原本商业繁荣，大大小小的店铺很多，但1932年后，近“80％的店铺因没有进货无生意可做而停业关门”[16]P169。整个中央苏区内“食盐、土布、煤油、西药等工业品，十分奇缺，价格越来越高”，以至于“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14]P344。据毛泽东调查，兴国长冈乡“豆子可以换盐，但盐量大减”，“老少平均每人每天需盐四钱(月十二两)，今年七月减少一半只二钱(月六两)，十一月三钱多一点(月约十两)。”[17]P16上杭才溪乡：“暴前每人平均每月吃盐一斤，今年十一月每人每月只吃三两二钱。即暴动前五个人的家庭月吃盐五斤者，今年十一月只吃一斤，减少了百分之八十”，盐价，暴前每元十斤，1932年夏涨至每元7斤，“一九三三年每元买一斤，十一月每元仅买得十四两。”[18]P344国民党媒体当时也有诸多类似的报道，并认为“封锁之效果，较军事推进更有力量”[19]P44。 因为缺盐，苏区军民只好用香干、萝卜水、醋坛水、辣椒干代替食盐煮菜。长期缺盐也导致许多群众身体浮肿，患上各种疾病，甚至丧失生命。一些红军指战员因为盐分摄入不足，体质明显下降，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战士们“吃饭时，无盐无油，经常以辣椒和芋头干送饭。日子长了，大家感到力气不足”[20]P158。时任红三军团第五师政治部主任的黄克诚也指出，由于国民党加紧对中央苏区实行封锁和苏区内“左”倾政策的影响，给红军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吃盐也成了大问题，“当时兄弟部队见面时，能向对方要到一点盐，就是很难得的收获了”[21]P115。 长期的反“围剿”战争使苏区伤员急剧增加，但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又使苏区医药来源越来越困难，药材奇缺，西药更是没有。在红军医院，因为没有西药，多是用中药治外伤，“洗伤口用甘草水，洗净后，如无红肿，就用玉红膏；如有红肿，就在伤口的周围涂金黄散，伤口上用玉红膏；如还有疼痛，则口服七里散”[14]P184。在红军第一后方医院，“吃的药，大部分是中药丸子，只有少量西药。外科的主要药品有‘油少尔’和碘酒，油少尔是自己用盐和硼酸配制的”[14]P180。苏区不仅药品缺乏，而且医药器材也十分紧缺。“绷带、贴布是洗了又洗、补了又补。绷带被越用越短，就用针线缝接起来，直到实在不能用才丢掉”。有时候，医生只能眼睁睁看着伤员遭受伤痛的折磨而束手无策。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中，被飞机扔下的炸弹弹片击中，穿过直结肠，嵌在右肠骨上，伤势极为严重。由于苏区医疗条件太差，不能动手术，只能让电动磁铁吸出弹片，可残留的弹片因无法取出，结果引起腹膜炎。因为缺少基本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红军伤病员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不仅如此，经济封锁还给苏区的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打击，扩大了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一方面外来工业品，如布匹、洋油、洋火、食盐等减少输入，价格日渐高昂；另一方面内地农产品，如纸、木、豆、烟叶、夏布、粮食等销不出去，价格大跌特跌。”[22]P315有些农产品如木材、纸、烟草等，因为苏区内部对这些产品的消费非常有限，几乎成了废物。[23]据毛泽东在才溪乡的调查称，煤油暴动前每元能买7斤14两，1933年每元仅能买1斤5两，暴动前58％的人家点煤油灯照明，暴动后由于煤油价高，除了政府机关办公点煤油外，一般居民只能点松明。暴动前棉布每元能买1匹，1932年要1元4毛买1匹，1933年涨至2元2毛1匹。因为布贵，平均每人只能做半套衣服。外来日用品的价格一再上涨，而农产品的价格却一跌再跌。以谷为例，暴动前每担(100斤)10元，1929年2元5角，1930年5元，1932年6元2角，1933年5月10元，10月5元。[24]P348 另一方面，经济封锁导致苏区现金银元的不足。苏区为购买军民必需品大量出口银元，但中央苏区的主要商品，如大米、纸、木材等却因为封锁不能到国民党地区去出售。所以，中央苏区的银元大量流向国民党统治区。尤其是1933年以后，中央苏区的市场上再也见不到银元了，市场上不得不以物易物，如同回到了没有货币的原始社会。[25]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弥补财政不足大量发行纸币，又导致通货膨胀，也因此部分推高了物价，使苏区的金融财政状况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此外，过“左”的错误政策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物资短缺的困难。中共认为，除了封锁之外，苏区奸商富农将食盐藏着不卖，从中操纵，贱买贵卖，也是导致食盐价格暴涨的原因。据此提出要“镇压奸商、富农投机操纵，在苏维埃监督之下，强迫其照价将食盐卖给群众。但苏维埃对此必须予以必要的处治，以警戒奸商富农。对于有反革命嫌疑及阴谋的，应无条件的将食盐宣布没收，并严办反革命分子。”[26]P600由于害怕国民党暗探假扮白区商人，进入苏区刺探情报，故对进入苏区的白区商人，地方苏维埃机关往往“任意没收商人货物，以致加以拘捕(如在登贤、会昌)”[27]。随着中共的政策不断“左”倾，对富农奸商的定义过于随意，从而导致商人多不敢在苏区做生意。物资匮乏，也导致部分士兵及民众逃往白区。“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陆续地跑出苏区，到国民党那边去投亲靠友。”[28]P156被陈诚第三路军获俘的红五军团十三师指导员刘子祥供称“匪军粮食食盐均甚缺乏，众心动摇，多思投诚，恨无机可乘”。[29]为防止苏区民众逃往白区，部分苏区禁止民众出口产品到白区，换回食盐或布匹。许多地方(如万泰、杨殷等县)在“加紧赤色戒严”、“防止群众逃跑”的借口之下，阻止或禁绝进出口[27]，这无疑使苏区的盐荒雪上加霜。 可以说，能否解决物资匮乏问题，关系到苏区内部的稳定及民众对革命的支持。解决食盐等物资匮乏，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