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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央苏区对经济封锁的应对 有封锁就有反封锁。早在1931年中共方面就已意识到：“目前敌人尚未下绝大决心来封锁苏区，所以日常用品许多还可以入口。但我们要知道，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和剧烈，敌人也就必然的更严密的来封锁苏区。我们为巩固政权，进攻敌人，在经济上须有充分的准备。”[30]P368为了解决所面临的经济困难，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群众来共同打破封锁，一方面发展中央苏区的工业生产，另一方面争取扩大与国民党统治区的贸易。针对苏区盐荒，中共中央要求全党“为消灭食盐困难而斗争”，“解决目前的食盐问题，是党在目前最紧急的工作之一。”[26]P600 起初，打土豪缴获物资是解决物资短缺问题的方式之一。如湘赣省苏规定，“省军委必须负责在上饶、横峰、弋阳、德兴积极的去布置向有盐与有布匹的地方坚决行动，以解决目前的食盐与布匹问题。”[31]P4651933年7月，由红三军团与红七军团第19师组成的东方军，为“筹款百万、赤化千里”，“把红旗插到福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而外线出击入闽作战，月余时间共筹款约30万元、食盐24万斤、煤油600余桶，以及大量武器、粮食、布匹、药材等物资。当然，这些方法只能暂时解决苏区物资的短缺，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解决问题，苏区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加强赤白贸易 加强贸易流通是打破经济封锁的关键。为了保障苏区军民生活需要，苏维埃政府努力扩大与白区贸易的渠道。1930年秋，闽西就设立了国家保卫局领导下的工农通讯社。工农通讯社的主要任务是“传送党的机密信件，护送领导干部出入苏区，采办军需物资并保护这些物资输入根据地”。其采购的主要物资有“布匹、食盐、药品、纸张、电讯器材、印刷器材、军械器材”，运输物资则主要依靠群众，“群众很有组织，一叫就来，不论雨天黑夜……群众看见穿黑衫、带驳壳枪的交通员一来，就主动准备好工具等待来叫挑担”[32]P301。为了发展苏区对外贸易，“迅速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进攻”，1933年4月，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成立，工作重心在于“调剂粮食，指导合作社运动和发展对外贸易”[33]。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领导下的对外贸易总局，其主要任务是：“管理苏区对外贸易事项，设法打破封锁，保证苏区境内的生产品与境外的商品，得有经常的交换，消灭农业生产品与工业生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现象。”[34]中央设外贸总局，省、县或重要市镇相继设立分局，重要口岸设立采办处，逐步形成了苏区的对外贸易管理网络。其中，两个最大的贸易分局是江口贸易分局和新泉贸易分局。江口分局高峰时一天“购进四千多斤食盐，出售了一万多斤稻谷”，“每圩都有赣州商人的成百条货船，载着一船一船的盐和布到江口圩来”。1933年夏，江口分局和赣州市大商户“广裕兴”互派代表，开展贸易，广裕兴后台是广东军阀李焕奎和陈济棠，江口分局在广裕兴设立秘密采购站组织货源，“苏区急需的物资，有百分之七十以上都通过这里以各种方式向赣州采购”。[14]P347 在设立各级贸易局之外，苏维埃政府还创办各类合作社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调剂粮食与一切产品的产销，发展对外贸易。到1934年2月，苏区各类消费合作社总数达到1140个，社员295993人，另外还有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合作社大量地输出苏区农产品，输入急需的工业品，并通过广泛吸收群众资金解决贸易所需资金问题，源源不断地输入食盐和军用品。 为了鼓励赤白贸易的开展，苏区对商人采取许多措施加以保护，并对紧缺的工业品实行低关税政策。中共闽西特委鉴于剪刀差问题严重，通过专门的商人条例，规定：“第一，商人遵守政府决议和法令，照章缴纳所得税，政府给予保护，不准任何人侵害；第二，允许商人自由贸易，政府不会限制其价格；第三，商家来往账目，政府不予取消；第四，各地船只、货物来往，除非违反苏维埃禁令物品者，否则其输入与输出，政府一律予以保护；第五，所有武装团体不得借口逮捕犯人，骚扰商店；第六，除非经县政府审判商人有罪，并获得闽西政府批准，否则，不得没收其商店；第七，商人不得私藏枪械……”[22]P296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仍然坚持保护守法商人，扩大赤白贸易的政策，规定：“凡遵苏维埃一切法令，实行劳动法并依照苏维埃政府所颁布之税则完纳国税的条件下得允许私人资本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境内自由投资经营工商业”。[35]因为苏区市场的需求，以及中共的优惠政策，白区商人在与苏区的商品交易中赚取了较好的利润。因此，他们也积极寻找商业渠道，开辟各类通商途径，把大批的食盐、布匹、药材运到苏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