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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中央政府还以税收作为杠杆，沟通赤白贸易。征税的原则则以苏区群众需要为标准。“不要的抽重些，要紧的抽轻些，一定要的就免税，比如盐、洋油、洋火、棉布、米谷、石灰、铁等等都是苏区目前极要紧的，所以进口税都免抽。其他洋布、洋袜等则不是十分需要的，所以抽些税。另一方面出口的东西，我们有多的抽轻些，不够的抽重些，必要的禁止出口，比如黄豆等是我们有多的要他出口，所以抽轻些，石灰、铁器却是我们不够用的，所以抽重些。”[36]P245 与此同时，针对国民党的油盐公卖政策，中共中央局白区工作委员会要求在边区组织武装贩盐队参与贩盐，党组织和游击队要帮助白区来贩盐的小商贩。“在这里加紧领导这个反对食盐公卖的斗争，是我们苏区各县委及白区工作部第一等紧急的任务”，“边区与白区党必须去帮助继续在拼命贩盐的成千成万的群众，反抗国民党团匪的屠杀与拦抢，赣县、南雄、寻乌、安远、永定、上杭、宁化、黎川、南城、宜黄、公略等重要边区的党，应该派积极勇敢的同志到贩盐的群众中去参加贩盐。他的任务，去组织盐贩，组织贩盐的武装队伍。”[37]P10为了运盐到苏区，苏区群众想出了很多办法，千方百计藏匿食盐，并冒着生命危险穿越严密的封锁线将盐输送到苏区。他们有的把粪桶做成双层，上面装粪底下装食盐；有的打通竹子里面的关节将盐装在里面；有的把食盐化成水浸泡衣服，晒干穿在身上带进苏区，然后水洗再晾成盐；有的还利用出殡的棺木运盐。 (二)开展自救生产 在努力发展经济，沟通对外贸易的同时，苏区开展全民自救生产运动。针对食盐短缺，大力推广土法熬盐。针对药材不足，就地取材，采集中草药，自制器材，用土方法为伤员治疗。在红军第一后方医院，“装药的瓶子是用竹筒子代替，镊子是自己用铜打的，探针都是自己用铜打的，也有用打土豪搞来的银子打的，甚至有用竹片子、竹竿子做的。提药的木盆子也是自己做的，长方形，里面放上装药的竹筒子。消毒的盘子有自己用铁皮做的，也有缴到敌人的。外科用的锯子是用锯木头的锯条加上竹弓做的。病床是用庙里的门板铺的。”[14]P179-180 土法熬盐运动则是在国民经济部负责领导下进行的，其方法是利用旧墙土、厕所或坟墓等地方的泥土熬硝盐。1934年下半年，随着国民党封锁的加强，从白区购买食盐变得越来越困难，土法熬盐更加受到重视，被认为“是击破敌人经济封锁的有力工具，是保证红军的供给与改善工农生活的强大武器”，“是各地苏维埃当前的一个战斗任务!”，吴亮平要求“每一个合作社至少建立一个熬盐厂”，“合作社每月至少帮助5万斤盐给红军”，“宣传鼓动群众，打破不愿动土的迷信等”。[38] 1934年8月底，苏区江西省7个县，总共建成熬盐厂580个，其中合作社的224个，机关团体44个，群众私人的314个。胜利、洛口和博生等县部分地区(如兴国的部分地区，博生的青塘区和七里村，胜利的古龙岗和洛口的黄坡等区)据称基本能达到“食盐自给”，甚至“还能出售一部分”。赣南军区一个12人的熬盐厂，第一天熬盐9斤13两，第二天熬盐11斤多，第三天熬盐10斤多，平均每天熬盐约10斤。而瑞金县全县在1934年7月，共计“发展了二十八个(私人的不在内)熬盐厂，统计每天能够熬盐二百廿多斤”。[40]到1934年9月份，苏区江西省平均每天能熬盐约1900斤。[41] 土法熬制硝盐的方法是将土打碎浸泡数天过滤后，放在锅里熬干水，剩下的即是硝盐，然后将盐和硝分离开来。但是，盐和硝分离需要极高的技术，即使是当时工艺技术最先进、生产设施最完备的硝盐厂，最终也未能实现盐与硝的分解。这种方法生产出来的盐，不仅味苦而且有毒性，长期食用对身体很不利，以至于中毒事件时有发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