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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决议通过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再停留在检讨历史问题的思路上，将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和处理现实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历史决议的起草，主要着眼于解决党内的路线是非，统一全党思想，加强全党团结。④中共七大后，在抗日战争胜利即将到来、战后中国走向何处去尚不明朗的重大历史关口，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中心目标从历史问题转移到现实问题后，就没有提出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再编写一部党史教科书的设想。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在全国全面执政，编撰一部党史教科书成为适应党的地位变化，满足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学习党史，教育人民群众的迫切任务。新中国成立初期，全社会掀起学习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热潮。1951年7月1日是中共成立3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一系列纪念活动。是年初，毛泽东为总结中共30年历史，布置胡乔木写一个“党史大纲”。4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胡乔木上报中央拟定的庆祝办法(五条)和宣传办法(四条)中，宣传办法第二条是由马列学院写一篇党史提纲，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写一篇中国共产党30年纪念宣传大纲，编一本供下级党员用的介绍党史的通俗小册子。后来，上述三种材料合为一种，即后来由胡乔木执笔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⑤5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作出周密细致的安排，强调建党30周年纪念活动要形成以党为中心的群众运动，要求在党的支部和劳动群众中进行党史的宣传⑥。在中共的组织和发动下，全党掀起学习党史的热潮⑦。 这次纪念活动对于中共党史编写的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 其一，胡乔木在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决议，成为新中国第一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观点，完整地、系统地、简明地叙述和总结中共历史的权威著作，构成以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教材的“母本”，对中共党史编撰和党史研究产生了久远的影响⑧。 其二，1951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收集党史资料的通知》，标志着党内开始有系统地研究、收集和保存党史资料。通知决定在中宣部下设党史资料室，负责编印不定期的期刊《党史资料》，搜集刊载有关党史的各种资料、文件、文稿、回忆、传记、图片等，同时在北京故宫武英殿设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负责搜集鸦片战争以来、主要是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历史文物、图片、绘画，加以整理陈列。⑨这两个机构成为当时最主要的整理党史革命史资料的部门，为启动编写中共党史教科书的计划提供了最初的资料支持，如1951年11月16日，中宣部党史资料室成立后，陆续编辑了党史文件汇编(俗称“三口袋”)，后经增补出版了《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发表后，毛泽东是否就认为党史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中共中央没有必要编写党史教科书呢？答案显然不是这样。毕竟，胡乔木个人的简史著作并不能等同于以中共中央名义出版的集体编撰的党史教科书。从笔者掌握的材料来看，国内党史学习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和社会主义阵营开展党史研究的状况，引起中共中央对于加强党史编写工作的关注。 据新华社《内部参考》披露，在1951年纪念建党的活动中，陕西西安机关干部和湖南各地干部在党史学习中暴露了不少“错误思想”，很多人称颂共产党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但弄不清为什么党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有的认为党是“穷人的党”“农民的党”“工农党”，怀疑“共产党是否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有的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过分夸大了共产党的作用；有的认为“没有工人阶级的国家是可以产生共产党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面皆准的科学”；有的认为“党内产生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派别斗争”“陈独秀一贯执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以在他领导的时期内不是革命”；有的质疑“土地改革政策是否有过变化，毛主席的土改政策是否一贯正确”；有的怀疑“统一战线是不是利用，是否有两种(对敌对友)统一战线”；等等⑩。由于没有统一的定论，国内还屡次提出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历史作用的评价问题，中宣部不得不于1954年12月2日给中央写报告请求处理这个问题的意见(11)。显然，这些“错误思想”和历史争议问题的产生，同中共中央缺乏一部权威的党史著作，一般的党员、干部对于党史问题没有统一认识分不开。 从社会主义阵营来看，二战以后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大都按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构和观点，从路线斗争史观出发，评估本党历史。有些国家的共产党建立了负责整理党史资料和编写党史任务的中央一级的党史研究机构。1954年4月，匈牙利党邀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机构负责人派人参观匈牙利工运史陈列馆；1955年4月，社会主义阵营在波兰华沙召开各国党史研究院例会时，亦向中共发出邀请。此时，中共中央并未设立党史研究机构，党史资料的整理工作尚未着手进行，刘少奇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只得批示中共不派代表参加。(12)在对外交往中，这种因党史问题造成的窘境，显然与毛泽东和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望和地位是极不相称的。 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识到编写一部完整的党史教科书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教育党员干部、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迫切性。至迟在1953年，中共中央把编写党史教科书作为召开八大的准备工作之一提上日程，安排高岗负责主持编写。从有关材料来看，高岗表达的自己编写党史的思路和看法主要有：其一，关于编写党史的必要性，认为中共经过30多年的历程，值得总结的东西很多，应写出像样的、反映实际的党史，内容要比苏联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更丰富；其二，1945年的历史决议应该修改，它只是反映党史的一个片段，现在需要一部完整的党史；其三，关于党史的内容，主张对待党史要有统一的认识，不能把党的历史分切成根据地历史、白区历史两大块，而应当是统一的革命斗争的历史，强调把白区斗争和根据地斗争等对立起来相提并论是不符合实际的，历史决议中关于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对头，需要重新作结论；其四，关于党和军队的关系，认为党是军队创造的，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13)。“高饶事件”发生后，这些看法被认作高岗为实现篡党夺权阴谋而制造的“党史二元论”“军党论”谬论的一部分。1954年2月25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所列举的高岗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的“十大罪行”的第一条“军党论”，就是高岗硬说中共党内对党史有二元论，即所谓毛泽东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中国党的骨干是军队锻炼出来的，白区干部现在要篡夺党，因而认为“编党史要对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加以修改，重下定论”(14)。随着对高岗的揭露和批判，党史编写工作暂时被搁置下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