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党史学界，何干之、黎澍、李新、胡华等人充分认识到党史教学面临的“窄、空、难”问题。“窄”是指研究对象局限于党自身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以正确路线和毛泽东思想为主；“空”是指教员讲课和研究主要依据中央文件和毛泽东著作，内容和观点有些空洞，形成“以论带史”乃至“以论代史”的现象；“难”是指史料难找、研究禁区多、成果难发表、各种限制多。面对党史书籍往往写得比较简单、单调，结论、概念较多，缺乏丰富充实的史实和生动活泼的内容之现状，他们共同的想法是党史工作者应该逐步转向“宽、实、易”的中国现代史研究。1963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思路也是如此。这年6月，中宣部、高教部根据周扬的意见，规划中国人民大学办学方案，提出党史太微观，人民大学有困难，不如让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去研究，人民大学的中共党史专业调整为中国现代史专业。(26)这种办学方案得到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何干之的支持，但在该校讨论时发生争议，最终放弃。以后，党史工作者大都怀有“等待”思想，即中共党史要等待中央编写党史教科书后，才能有根据地开展教学和研究。 由上可见，1956年毛泽东放弃编写党史教科书之后，党史编写在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都有所推进，但因为中共中央没有编写一部党史教科书，造成党史教学和研究的困境。随着中共中央部署开展“反修防修”的斗争，党史教科书的编写被重新提上日程。 三、“防修反修”与1964年中共党史教科书编写的重启及夭折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重新提出阶级斗争问题，党史编写成为中共开展“防修反修”斗争的一项重要举措。中共中央认为，进行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整个过渡时期党的一项根本任务。编写一部阐明毛泽东思想、介绍中共丰富斗争经验的党史教科书，对于系统地研究和传播毛泽东思想、教育国内外群众以及反对修正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适应国际国内现实斗争的迫切需要，1964年，中共中央重新启动党史教科书编写的工作。 从国际上看，中苏关系从蜜月走向破裂后，编写中共党史有利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提高毛泽东的威望，扩大中共的国际影响，教育各国人民反对修正主义，推动世界革命。尽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域的影响力不断增长，如1957年匈牙利共产党有人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领导已由苏联转到中国，但中共在党史编写方面则大大落后于其他共产党国家。 就党史机构而言，到1957年，蒙古国人民革命党、匈牙利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已经设有中央党史研究所。对比中共，不仅没有设立中央级的党史研究机构，而且地方层面的党史工作机构几近空白。据笔者对现有各类中共组织史资料、党志的爬梳，“文化大革命”前设立的省级党史研究机构仅有三个：一是1958年12月12日河北省委成立的党史编辑委员会；一是1958年10月黑龙江省委成立的党史研究委员会，下设党史研究所(1959年3月成立)，1965年6月改为省委党史资料研究室；一是1957年8月广东省委成立的广东地区革命历史研究委员会(主任古大存)，1962年3月改称广东省党史研究委员会(主任区梦觉)(27)。从中央到绝大多数地方党委没有专门的党史机构，自然影响到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党史编写工作。 就党史著述来说，各国共产党在苏共二十大后开始重估党史问题，加快了本国党史的编撰。1957年2月，捷共中央党史研究所在捷共中央任命的党史编辑委员会领导下，出版了第一本反映从捷工人运动开始、捷共产生到1948年为止的全部历史的著作——《捷共党史提纲》，并计划在今后一两年内写出正式的捷共党史教程。捷共中央党史研究所所长维色利宣称：“到目前为止，只有苏共有自己的党史，而现在捷共也有了。现在只有苏共和捷共有自己的党史”，“这一点是可以值得骄傲的”(28)。1957年11月，越南总理府财贸办公厅主任裴公澂在《人民报》发表文章，公开表达对越南党史的新看法，如第一次强调了吴嘉自在创立越南劳动党的前身——东洋共产党中的重要作用，第一次明确了1945年公开宣布解散东洋共产党的做法是错误的，第一次检讨了1952年以前土地改革问题上的缺点(29)。自1956年8月21日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党的教育系统的学年总结及新学期中党组织的任务》的决定后，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着手编著新的党史教材(30)。到1962年6月，苏联《真理报》刊文宣布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根据苏共中央决议准备出版六卷本的《苏联共产党历史》，计划在1967年即十月革命50周年前完成，并称鉴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党史的歪曲，该多卷本主要以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决议以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原理和结论为基础，保证在党史科学中完全克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任何影响，恢复全部历史真相，全面阐释二战以后的苏共党史，揭示苏共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31)。这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兴起的党史书写竞赛运动给中共以推动，具有伟大光荣历史、拥有崇高国际威望领袖毛泽东的中共，当然需要检讨尚未建立中央党史机构、放弃党史编写计划的做法，以改变党史编写中的落后状况。 从国内来看，中共中央要求以“防修反修”为纲，开展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工作。1963年10月26日至11月16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明确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以反对修正主义为纲的新方向。10月26日周扬所作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和11月13日刘少奇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的报告》，号召重新学习毛泽东著作，以“反修”为纲来研究现实，研究党史、现代史，研究中国革命的经验，这是党史工作者的任务。(32)但在现实中，当时已出版的关于党史的读本约有50多种，其中公开发行的约有40种。除个别本子经中央审定外，绝大多数质量不高，有些书还存在政治性错误。(3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