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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党史研究水平，由中共中央出面组织编写党史教科书已经是党史工作者的普遍愿望。1962年上半年，胡华给中国人民大学党史进修班和本科毕业生作报告时，明确提出：“如果编出一本适合的教科书，那对教育本国和各国人民有很大的意义。我想可以超过斯大林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但目前还没有。这需要我们在理论上、教材上进一步提高，突破现有水平，突破现有框框，使之有权威性，自然这要中央负责同志挂帅，但目前他们很忙，没有顾得上。”(34)1964年3月3日、4日，胡华出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现代史研究会议”时，进一步提出党史和现代史理论性、政策性强，需要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研究工作(35)。 在这种形势下，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应当抓紧时间，尽快编写一部像样的党史，并且决定由董必武担任党史编委会主任。董必武为完成这一编写任务，进行了思考和研究，同各方面进行了协商。1965年10月19日，董必武同周扬等人谈编写党史的具体问题。(36)董必武建议成立一个编写班子后，陈伯达、周扬和胡绳考虑将马列主义研究院作为这个编写班子的辅助工作机构，具体进行研究党史的工作。马列主义研究院同苏联党史编写机构——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名称相同，以原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为基础，从1964年开始筹建，是中共中央培养理论干部和理论研究的机关。 1965年11月4日，陈伯达、周扬和胡绳向中央提交请示报告，正式提出马列主义研究院以研究中共党史为中心任务，辅助党史编委会尽快写出一部可供国内外普遍应用的、比较完整的、有分量的党史教科书。 196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陈伯达等人的请示报告，正式决定中共党史编纂委员会以董必武为主任、陈伯达为副主任，依靠马列主义研究院做具体工作(37)。 马列主义研究院因为筹建不久，党史研究人员不够，编写党史需要同有关单位建立广泛的协作关系。1965年11月，研究工作人员仅有130多人，其中1964年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就占了90人。董必武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寻求帮助，得到叶剑英的支持，叶剑英表示军事科学院的党史班子和材料都可转给党史编纂委员会。但陈伯达表示自己工作很多、很忙，推脱党史编写的工作请中央决定。由于没有确定协助董必武工作的人选，党史工作进展缓慢。直到1966年四五月份，才以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等人名义，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 恰值“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酝酿发动这场“革命”上，虽然表示了对此项工作的关心，但没有给予实质性的支持。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后，“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原来党史编写工作的负责人中，陈伯达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周扬、胡绳已经受到批判，胡乔木亦处境艰难，党史编写陷入停顿。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董必武时，主动询问编写中共党史的情况，并提出党史编委会负责人的人选，要他与陈伯达再商谈。在毛泽东的督促下，董必武很快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报告，说明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就编写中共党史问题提出多项建议：一是编委会的组成，应由中共中央各部、中央办公厅、监委的负责人，工、青、妇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及国务院各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各中央局负责人组成，其任务是确定编写方针、审定编写大纲和审定编成的稿子；二是设立编辑工作委员会，请中央指定陈伯达负责，并选定若干同志参加，其任务是起草编写党史大纲，初审修改编写的稿子；三是以马列学院(应为马列主义研究院——笔者注)为主设立编辑工作的班子，并建议中央、各省级党校每校抽调一名教师参加工作，以便在编辑过程中与地方联系，成书后便于回去宣讲。这个报告送上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已处在难以工作的境地，没有对此进行研究。(38) 1966年10月，董必武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发言，再次提出中共党史的编写问题，并重新说明了8月18日毛泽东与他谈话的内容。董必武的发言得到一些领导人的支持。例如，谭震林插话说：“我支持编写中共党史，总结历史经验。我同意由你主持编写，党的历史是非很多，很复杂，你可以公正地说明这些问题，总结些东西，不要让有些人编歪了。”由于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文化大革命”，编写党史的问题没有提上议程。以后，某次董必武看望毛泽东时，再度提及编写党史之事，毛泽东针对陈伯达一再推脱这项工作的态度，表示：“既然人家(指陈伯达)不同意，那只好等等再说。”(39)由《董必武传》披露的这些史实可以看出，毛泽东心目中理想的党史编委会负责人应是陈伯达。此后，中央层面的党史编写工作停顿下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80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中央党史研究室后，才重新启动党史编写工作(4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