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苏共二十大与中共党史教科书编写设想的变动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社会主义阵营以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为契机，掀起思想解放和探索改革的浪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密切关注苏联重新改写苏共历史的思潮，根据中国实际，提出“双百”方针，作出不再编写一部统一的党史教科书的决定。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进入以开展平反冤假错案、批判个人崇拜为开端，到1964年赫鲁晓夫辞职下台和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而告终结的“解冻”时期。从1953年至1955年，苏联《历史问题》杂志在历史学家、编辑潘克拉托娃的推动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资料，打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框框，力图重新评价苏共历史(15)。这股改写历史的思潮在中宣部《宣教动态》和新华社《内部参考》中有不少反映，引起中共中央的关注(16)。 对于苏联批判个人崇拜和抨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做法，毛泽东的反应是双重的：既不应全盘否定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又要鼓励党史领域的“百家争鸣”，反对编写统一的党史教科书。毛泽东曾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为延安整风必读文件和干部必读书目，评价它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17)。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将其放在案边，时常阅读(18)。面对苏共二十大否定这本书的倾向，1956年4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时，将斯大林及其著作看作一个整体，认为正确是主要的、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强调“他主持写的《联共(布)党史》，其中是否有错误可以研究，但它毕竟是第一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叙述共产党的斗争历史，总结苏共革命斗争的经验。这是国际共运历史上第一部这样的书”(19)。毛泽东的这个立场，以后一直未变。 毛泽东主张对于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实行“百家争鸣”，并将“双百”方针推广到党史领域，放弃了编写党史教科书的计划。1955年9月或10月，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毛泽东请示党史编写问题，毛泽东以“百家争鸣”为由，反对再写一本统一的党史教材。1956年2月，中宣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提出组织编写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等教材，用作高中级党校和高等学校的正式教材。2月28日，毛泽东主张该文件应提交政治局通过。(20)到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作“双百”报告时宣布：“大家在等待中共中央编出一本党史教科书来，然后根据党史教科书来写各种近代史。现在请你们不要等待了。中共中央不准备编写党史教科书，只准备陆续出版党的大事记和文件汇编。”(21) 毛泽东此时放弃编写党史教科书的计划，原因不外乎两点。首先，中共在苏共二十大后切实看到官方编写统一党史教科书的弊端。这一时期，新华社《内部参考》的许多报道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了解苏联改写历史的情况及其国内国际反应的主要渠道。中共高层不难认识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代表的这种由党的领袖亲自修改、以中央名义审定出版的党史教科书模式，虽然有利于统一全党对党史和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的认识，但容易造成党的领袖垄断党史解释权的不正常现象，约束党史问题的自由讨论和客观研究。其次，从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党史资料的编辑和整理工作还很落后，党史研究机构尚未建立，党史各时期的分期研究和专题研究很薄弱，编写一部完整的统一的党史教科书既为时过早，又困难颇多。 中共八大后，按照毛泽东的决定，中央层面的党史工作转向编撰党史大事记和党史文件汇编。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及政治研究室历史组具体负责此项工作，鉴于自身力量不足，采取协作方式，陆续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党史系)、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共青团中央团校、上海科学院历史所等有关单位借调人员。据参与者介绍，编写党史大事记和文件汇编的工作按历史时期分配任务，大概每人负责一年半的任务，工作地点先后在中央档案馆、中宣部办公大楼，实行严格的政治保密措施，规定工作人员只能看，不能抄，也不能说，更不能公布，可以做卡片摘录但不能带出档案馆。这项工作一直开展，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绝大多数借调人员都返回原单位。(22) 对于地方、文教单位层面的党史编写工作，毛泽东持鼓励、支持的态度。在“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号召地方编写地方党史，全国各地编了不少党史本子。例如，60年代初，中共北京市委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胡锡奎主持、组织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部分师生编写《中共北京地下党斗争史》(未公开出版)，还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市委党校等一些院校的党史教师，以“北京市高等学校党史讲义编写协作小组”为名义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1961年印制讨论稿)(23)。到1963年，全国约有30本党史、现代史教材，其中正式出版、公开发行作为教科书的有六本。这些教材内容比较雷同，口径一致，内容干巴，都是根据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和《毛泽东选集》的框框，或简单或浩繁，无法满足党员、干部、党史工作者和学生的不同需要。 由于缺乏一部权威性的中共党史教科书，党史教学面临很大困难。50年代的中共党史讲授主要参照苏共党史，如胡华所言，学习党史“最好多参看联共(布)党史的结构及讲述”(24)。1959年1月，中央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在高校开设中共党史这门政治理论课程后，由于没有适合的教材，党史教学难以开展。1960年10月25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中国人民大学视察时提出：“马列主义基础，过去是以联共党史为课本，现他们否定了，现在的教科书我们也不能同意。原来的联共党史还好些，我们的党史没写出。毛泽东思想怎么教，可以议一议。按中国自己的共同理论课怎么教？怎么开？由谁开？怎么编？谁编？编哪些要有计划，一个学校不能没有专业教科书，教科书可每年改。”(25)1961年4月，中宣部、高教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制定了《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意见(草案)》，决定中国人民大学承担编写中共党史全国统编教材的任务。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形势发生变化，党史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被迫停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