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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10月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和1969年林彪在九大的讲话，一度构成以路线斗争叙述建党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权威”论述。军队、院校和各地根据当时流行的两条路线斗争观点，编写了各种版本的党史讲义、教材，有些甚至就以两条路线斗争史冠名，歪曲、阉割乃至伪造历史之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970年林彪任主任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编辑委员会”编写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初稿)》，就是典型案例。(41)在十年动乱中，一部中共党史被简约化为个人崇拜史、毛泽东史、十次路线斗争史。 此外，关于中共党史教科书的编撰，值得追记的还有两件史事：一是1969年7月19日(一说20日)，毛泽东通过女儿李讷传话给范文澜：“中国需要一部通史，不仅是古代的、近代的，还需要现代的，希望你能用新的观点，重新写一部中国通史。”范文澜组织修订和续写的班子，制订计划，包括将他的《中国近代史》整个拆散和大规模补充重写，以及邀请何干之、胡华、李新续写中国现代史部分(1919年至1956年部分)。1969年7月29日，范文澜病逝，此事无果。(42)毛泽东主张以新观点编写中国现代史，虽然不是直接针对中共党史，但也大致反映了他对这一段历史书写状况的不满意。 再就是张春桥对于党史编写的“热情”和“指示”，是考察“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书写的另一条重要线索。据有的材料披露：1971年夏，张春桥告诉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我有一个野心，就是要写一部《毛泽东传》。”不久，朱永嘉向张春桥汇报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要求解决党史教材问题时，张春桥指示：“中央最近不会编党史，董老、康老年纪都大了，不会搞了；要搞，你们自己搞。地方先搞起来，将来中央再搞。中央搞可以有两个办法：一是从各地编的党史中挑选一本好的；二是从各地党史班子中选人到中央来编。”又说：“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是先民间后官方，先地方后中央的办法搞出来的。你们先搞起来再说。”张春桥的这些意见虽然未必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立场，也多少透露出高层在党史编写问题上的某些实情。根据张春桥的意见，朱永嘉在上海建立复旦大学中共党史教材编写组，提出：“我们的班子拉得最早。要努力把这部党史编好，争取将来被中央选中。”(43)编写组从1971年8月开始工作，1973年付印第一版。这本《中共党史讲义》教材的编写情况、工作进度等事项，朱永嘉曾向“四人帮”汇报，张春桥、姚文元提出过意见，并要求加快步骤。全书共分七章，从1919年五四运动写到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出为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关于该书出现两种不同性质的认定：一种认定这个活动从头到尾是为大学工农兵学员编写党史讲义，称为“编写党史讲义说”；一种认定为“私编党史说”，属于为“四人帮”服务的“帮党史”。(44) 四、结语 政党自身的历史对于任何一个现代政党及其领袖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编写、改写或修订党史，历来是中共统一全党认识、增进全党团结、开展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以及扩展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载体。 由历史过程来看，中共中央重视中共党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有过设想、计划和举措，对于党史教科书具有的统一思想、增进团结和教育群众的功能性认识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但终究因为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政治运动的制约，未能在改革开放前完成既有的编写计划。 中共中央编写党史教科书的曲折历程表明：第一，没有中共高层对于党史的大讨论，没有党的领袖人物对于一些党史重大问题的定论，党史的统一、顺利的编写是不可能的；第二，中共的指导思想的正确与否，关系到党史编写的成败，决定党史的科学性和党性能否达到统一；第三，中共历史的编写需要具备一些客观条件，包括设立党史业务部门、系统整理党史资料、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加强党史研究、进行研究协作、开展对外学术交流等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