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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什么是共产党 根据1933～1935年国民党提供的“左翼电影”名单可知,“左翼电影”开始制作于1932年下半年,《续故都春梦》、《天明》等首次被发现的“左翼电影”均拍摄于此时。中共为何能够在此时影响并进入电影界,制作“左翼电影”?这其实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变动有关。1931年“九‘一八”与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中日民族矛盾升温,抗日反帝爱国情绪在民众中持续高涨。中共在此时及时发布了主张抗日反帝的声明,开始被工农群众以外的阶层接受,由此得以摆脱“关门主义”或“左倾路线”,公开活动。夏衍《懒寻旧梦录》述及,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我们地下党人的社会活动,不管是租房子、住旅馆,或者和书店、报贩打交道,只要你有一点‘左’的嫌疑或表现,一般人即使不怀敌意,也是不敢和你接近的,他们怕和共产党打交道会带来危险。”更有甚者,“我们地下党人租一个亭子间,假如房东察觉到你这个人有左派的嫌疑,他会把你赶走,甚至向捕房告密”。可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以后,“形势有了明显的改变,就是说人心变了,老百姓反对蒋介石对东北的不抵抗和对十九路军的不支持,这就使他们知道共产党是主张抗日的。……一般人对左派和共产党就不觉得那样可怕,反而把我们看作是爱国抗日的人了。”这种政治新形势,夏衍认为是“迫使我们开始摆脱左倾路线最主要的原因”(23)。所谓摆脱“左倾路线”,即如哥特(张闻天)《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所说:“左翼文艺运动”“从狭窄的、秘密的,走向广泛的、半公开与公开的方面去”(24)。这主要体现在“左联”、“剧联”等成员开始在一些公开、合法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甚至进入“资本家”经营的电影公司充当编剧、导演或演员。 1932年夏秋以前,“左联”等左翼组织都有各自的机关报。以“左联”为例,自1930年3月“左联”成立到1932年夏约两年的时间里,“左联”的机关刊物至少前后出现9种:《萌芽月刊》《拓荒者》《大众文艺》《巴尔底山》《文化斗争》《世界文化》《前哨》(第2期改名《文学导报》)《十字街头》《秘书处消息》等。其中前三种刊物,都是“左联”成立以前由鲁迅、柔石、郁达夫或冯雪峰等人创办。“左联”成立后,它们中途转为“左联”的机关刊物。后几种刊物,都是“左联”成立后创办的。不管以上哪种刊物,都是出不了几期,便遭国民党查禁。最后一张机关报《秘书处消息》出版于1932年3月,已无出版公司愿意承印,故唯有作为内部刊物,以油印本的形式秘密出版(25)。“左联”等左翼组织的刊物屡屡遭禁的厄运,迫使左翼成员不得不于1932年夏开始向公开合法的刊物投稿。而中共也于此时开始组织左翼影人撰写左翼影评,在公开合法的刊物上发表。1932年7月,中共更在“剧联”之下设立了“影评人小组”,其成员夏衍、郑伯奇、王尘无、石凌鹤、鲁思、毛羽、舒湮、李之华、陈鲤庭、沈西苓、施谊(孙师毅)、于伶(尤兢)等撰写了大量的左翼影评,发表在上海各大报刊的电影副刊上(26)。这些左翼影评对电影界的影响甚大,1933年3月左翼影评家Riku对此影响总结道:左翼影评(“意识的批评”)自1932年秋开始以来已半年有余,一切电影界的从业员,上至公司经理、导演,下至观众,都已明了电影具备正确“意识”的重要性。电影公司若要“救济营业的衰败”和“得到观众的佳评”,非得按照左翼影评之意摄制不可。(27)如前所述,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左翼电影”,即是在左翼影评影响日益扩大之际出现的,而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左翼电影”,则基本上由直接进入该公司的左翼影人编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