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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上半年,明星影片公司花巨资拍摄6集《啼笑因缘》。中途因摄制权问题与大华影片公司打了一场官司,最后以赔款10万银元告终。本想《啼笑因缘》于6月上映后,能弥补这一经济损失;不料“一·二八”事变导致中日民族矛盾加深,《啼笑因缘》并不受观众欢迎,营业成绩不佳(28),明星影片公司由此陷入经济危机。为了解决此一危机,明星影片公司的编导洪深向公司“三巨头”——张石川、周剑云、郑正秋提议,请几个“左翼作家”来公司担任编剧顾问,以转变公司的制作方向,重新占有电影市场。“三巨头”决议后,遂由周剑云出面,主动请夏衍、郑伯奇与钱杏邨等担任公司编剧顾问。因为是首次与“资本家”经营的电影公司打交道,“文委”就此事两次开会讨论,才最终决定让夏衍等人进入明星影片公司(29)。此后,田汉、沈西苓、金焰、王人美、王莹等左翼成员又相继进入联华影业公司、明星影片公司、艺华影片公司与电通影片公司充当编剧、导演或演员,对这几大电影公司制作“左翼电影”产生了直接影响(30)。有关左翼影人编剧“左翼电影”的情况,夏衍曾在晚年多次忆及。如夏衍在《中国电影的历史和党的领导》中说道,他们当时进入明星影片公司,处于一种“寄人篱下”的境地,并不能随心所愿地选择电影题材,更不可能畅所欲言地抒发己见,常常是在电影剧本和主题定下之后,由导演与夏衍等商议,或者由夏衍等主动向导演提出建议,“改动一些情节,修润几句对话”,借此“在既定的故事里面加上一点‘意识’的作(佐)料”(31)。夏衍在《我的一些经验教训》一文中忆及他们当时进入电影界时说,党组织并没有要求他拍摄一部“反映无产阶级观点”的阶级斗争电影。他自己的想法是,在“资本家拍的电影上加一点胡椒面,也就是加一两句带政治性的对话之类,以达到有利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宣传目的”(32)。夏衍晚年的这些回忆表明,左翼影人参与制作“左翼电影”时,仅仅在于改动若干情节或增加几句字幕,而不是改动整部电影或电影主题。正是这一制作“左翼电影”的策略,让导演觉得左翼影人是在真心帮助他提高电影质量,由此才成为左翼影人的“同路人”,导演了大部分“左翼电影”。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1933年4月至1935年6月国民党共发现了32部“左翼电影”,它们主要出品于上海联华影业公司(7部)、明星影片公司(11部)、艺华影片公司(7部)等三大电影公司,其次制作于电通影片公司(2部)和天一影片公司(2部),再其次拍摄于天北影片公司(1部)、华电影片公司(1部)和联星影片公司(1部)。第二,这32部“左翼电影”的诞生主要存在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受左翼影人撰写的左翼影评影响,由非左翼影人编导;第二种情况是由进入电影公司的左翼影人直接编导,或争取“同路人”编导;第三种情况完全是出于商业考虑上的跟风而作。其中前两种情况,适用于解释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7部“左翼电影”;明星影片公司制作的11部“左翼电影”和艺华影片公司制作的7部“左翼电影”,基本上是由左翼影人编剧和“同路人”导演的;电通影片公司出品的2部“左翼电影”,则全部由左翼影人编导;而天一影片公司、华电影片公司等出品的5部“左翼电影”,完全是基于商业考虑的跟风之作。此点表明,“左翼电影”的出现与中共领导下的左翼影人密切相关。第三,中共之所以能够影响电影界的制作方向,是因为随着“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政治环境的变动,中共开始被工农群众以外的阶层所接受,由此逐渐摆脱“左倾路线”、“关门主义”的束缚,在上海各大公开合法的报刊上发表左翼影评,甚至直接进入电影公司充当编剧、导演或演员,亲自或争取“同路人”编导、主演“左翼电影”。与此同时,明星影片公司、艺华影片公司、电通影片公司等公司老板也出于盈利上的考虑,对左翼影人特别倚重,使得左翼影人可以在电影的“意识形态”上“‘渗入’一点新意”,制作“左翼电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