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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县哗变”固然极端,但它所暴露出的贪污腐败并不是偶发现象。事件爆发后,时任边区政府主席的高自立曾对全边区进行普查,显示“粮食干部在许多地方贪污者占90%以上,其余是否贪污,尚在调查中”;时任财政厅厅长的霍维德说,“仓库的干部都发了财”(26);谢觉哉也在边区参议会上不客气地指出:“一般说,乡级干部在许多地方起了保证与模范作用,但是希图自己少出点,包庇亲戚朋友,以及加重自己所不喜欢的人的事,差不多各区乡都有。”(27)另外,1940年华池县一个仓库一次报销鼠吃粮12.7石,到1941年工作团调查时才发现,原来是“两条腿的老鼠”;同期报告并称,“区级党政干部共同卖粮,捏造粮账,偷支公粮,伪造被偷,削改升斗,大进小出,私造单据,用公粮做生意,形形色色,不一而足”(28)。 在此局面下,边区党委将1940年底的征粮任务一再压缩,明知9万石的数额不够(29),但也就此安排,因为征粮压力实在太大。当年的征粮文件反复提醒要注意宣传:“有人说:‘边区政府的动员命令,常常沿途打折扣,到了乡村,只剩下伸着手问老百姓要东西。’这是忘记了宣传,忘记了毛主席告诉我们的:‘政府命令与政治动员的配合’。老百姓对政府对八路军本来很拥护,但你不说清楚,他怎么懂得?……县、区、乡各民众团体,各学校、各驻军的政治机关,都应有宣传队,报纸上写文章,剧团演征粮的剧,多开群众会、积极分子会,说明理由,造成竞送军粮的热潮。”(30)而事实证明,要真正推动征粮工作,不仅要靠说,更要靠做。1940年12月,当年的征粮工作已经进行了一个月,但是各地报告的结果都不尽如人意。为此,林伯渠和高自立就征粮工作发出了第二封指示信,信中说:“干部除努力工作外,还须自己起带头打冲锋的作用。固临安太区订了个‘干部公约’有两条:一、不准随便离开工作;二、自己家里的收获量实报。……‘干部决定一切’,要抓紧干部的模范作用,反对那耍私情、不正确的干部。”(31)最终,9万石的任务以超额8.2%的数字完成。年底,政府特别发文总结征粮经验,文中说:“任务的完成,不仅依据数量的完成,而且依据于质量之收效,即征收之公平合理,发扬了民主,增高了人民积极性,审查了干部,扩大了边府民主政权之威信,密切人民与政府之联系工作。今年在征粮工作,不但未曾发生如去年之环县事件,而是一般的顺利完成了,质量也收到了很大的效果。”(32)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将征粮工作的困难归结于民主建政的问题,而事实上,也正是在环县事件之后,毛泽东启动了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改革。1940年3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最高指示中首次明确了“三三制”的做法(33);4月,就在紧跟着的基层选举试点中开始试行,至1941年开始普遍推广。尽管最开始试行“三三制”还缺乏明确的了解,但在民主话语的引导下,以行政村为单位,地主、富农、贫农各阶层各党派的积极分子都加入了征粮委员会,并将其看作是“三三制新政权的雏形”(34)。可以说,9万石公粮的征收情况是对“三三制”效果的第一次检验,所以上述总结还特别说到:“由于征粮委员会形式之创造,证明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三制政权之重要,在边区不但是适用而且是必须的。”(35)虽然民主建设无法一蹴而就,惩治腐败也只是刚刚开始,但这份报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共要彻底扭转动员困境、全面改善党群关系的决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