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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底,边区的“精兵简政”开始施行。从当年12月到第二年4月,5个月中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减少了20%,共计1598人(46);但中共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因为减员多是裁减下级而保留上级。于是,在1942年4月到8月又进行了第二次“精兵简政”,明确规定“紧缩上级,加强下级,政(务)事(务)分开,合署办公”(47),最终将50%的干部调整到县、区一级。第三次是从1942年9月到1944年初,由毛泽东直接介入的,他说:“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这五项,对我们的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关系极大。”(48)同期展开的还有党内整风,进行广泛深入地“批评与自我批评”,让党员干部破除特权身份,让群众话语得以迅速提升。客观来讲,这些接二连三的民主改革,都为中共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政治空间,使其重新激发出政党活力。 到1942年底,边区的内外环境都出现了转机,征粮任务终于开始下降。这一年计划征粮16万石,最终超额3.4%。年底,毛泽东在边区高干会议上对过去5年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做了总结,明确提出:“我们用尽力量使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其目的究竟何在呢?第一个目的是使农民富裕起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第二个目的,是使农民有力交付粮食税,帮助抗战的需要;还有第三个目的,是使农民在取得减租利益之后,发展农业生产,能够一部分交给地主作地租,因而便于团结地主和我们一同抗战。……我们提议从1943年起,每年征收公粮18万石。以后若干年内即固定在这个数目上……这个数目以外的一切增产归农民,使农民好放手发展自己的生产,改善自己的生活,丰衣足食,穿暖吃饱。”(49)由此,1943年边区计划征收18万石,结果超额2.3%;1944年,救国公粮基本完成了向农业税的过渡,共征收16万石,并不再进行超额征收;1945年,征粮总额再次下降至12.4万石,同时每亩平均负担下降至0.87升,基本恢复至1940年的水平(0.83升)。 回溯1937～1942年陕甘宁边区征收救国公粮的历史,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经济的曲折发展,还有与之伴随的党群关系危机。正如毛泽东在1943年总结的:“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50)在“强征”与“哗变”之中,呈现出的是群众与干部的对抗、群众与党的疏离;但在“简政”与“整风”过后,又重现“军民鱼水情”的事例。这一转变,不是因为群众从暴民变为了良民,而是由于党真正成为了“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抗战八年,在国家、政党和群众之间,“救国公粮”从三方矛盾之焦点变成三者利益之共同点,关键在于1941年的“突破”。这一年,边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危机,而面对重重困境,中共也拿出了非凡的魄力和勇气:从1941年的“调查研究”、“精兵简政”,到1942年的“整风运动”,再到1943年“群众路线”的确立,中共都在向自己“开刀”,但其结果并不是令中共奄奄一息,反而更有活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