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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对日工作中,充分发挥民间友好外交的作用 在中日关系恢复发展过程中,日本民间友好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对于民间外交一直高度重视。1961年2月,他在会见日本经济友好代表团时说:“中日两国关系,从根本上说必须建立在两国人民友好的基础上”;在日本政府不友好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特别加强两国人民的往来”。(69)长崎国旗事件发生后,日本民间友好势力坚决反对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1958年7月28日,日本日中友好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议决定开展国民运动,纠正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1961年11月20日,应日中友协等团体邀请,以楚图南为团长的中国文化代表团赴日访问。这也是日中友协成立后首次邀请中方组团访问日本。 中国人民和政府对于日本民间友好势力给予高度评价和支持。1961年4月19日,周恩来会见以松田喜一为首的日本部落解放同盟代表团时说:你们要同工人、农民、进步知识分子共同奋斗,与中小企业主和民族资本家团结起来,争取解放;世界是要变的。(70)6月20日,周恩来在会见日本共产党国会议员访问团时又说:恢复军国主义对日本人民不利,对中国人民不利,对亚洲人民也不利,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前途是暗淡的,会把日本人民带到灾难里去。周恩来还说过:“我不相信受过祸害的日本人民会替美国去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深信广大日本人民是热爱和平的。(71) 3.团结和重视各种进步、友好势力 有学者认为,在长崎国旗事件之后,中国的对日工作方针出现重大转换,由重视民间工作转为重点做自民党内部一些实力人物的工作。(72)其实,这并不是一种放弃民间工作的转变,而是在继续发展民间友好工作的同时,开拓了对自民党中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的工作。 在岸信介当政时期,自民党内存在着一个“反主流派”。该派在外交政策上对岸信介一味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持批评立场,希望与中国发展关系。在中日关系处于困难局面时,他们积极奔走,努力推动日中关系正常化。日本学者绪方贞子曾对这些人士及其特点进行了精辟概括,认为:在当时自民党内部,松村谦三是亲中派元老,与他同行访问中国的有竹山祐太郎、井出一太郎、古井喜实、田川诚一等,由此形成了自民党内的亲中派,1965年后发展成为亚洲、非洲问题研究会;其后,亲中派势力不断扩大,在中心人物松村谦三、藤山爱一郎、古井喜实、田川诚一外,还有河野派、松村派、大野派等所属的议员约80余人;他们与积极推进日中贸易协定的高崎达之助、冈崎嘉平太等密切合作;“这些保守党政治家、经济界人物从民族主义、亚洲主义以及对华战争的罪恶感等出发,积极要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他们未必就是反美或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人,但是他们是把与日本最大邻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放在优先的地位”。(73)当时,积极追随松村谦三的“反主流派”重要人物古井喜实就认为:“反主流精神就是对于权力的反抗,以道理对抗势力,从根本上排除金钱政治与权力政治,这就是松村精神”。(74)他还认为:松村“在外交政策上特别是日本与中国、日本与亚洲的关系上格外关心,对于与亚洲各民族提携、融合,打开日中关系并不是一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思考与热情的信念”。(75) 这些人在自民党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1959年1月自民党举行总裁选举时,“反主流派”推举松村谦三为候补者。虽然选举结束后,岸信介获得320票,松村谦三只得到166票,没有对岸信介构成重大威胁,但是,原首相吉田茂、鸠山一郎、石桥湛山等一致推举松村谦三,这其实就是对岸信介独断专行进行的强烈批评。(76) 周恩来对于自民党中的这些人士予以高度重视,积极开展同他们的交流。1958年8月20日和28日,周恩来分别致函石桥湛山和松村谦三,邀请他们访华。1959年6月,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致函周恩来,表示为了恢复日中交流,愿意访问北京。周恩来批示:“为了孤立日本亲美派,分化日本统治阶级,决定原则同意他来”。(77)周恩来认为,中国政治家同日本政治家间的个人关系,比政府间外交更加稳定和长远。关于中日互设廖承志、高崎办事处的意义,周恩来就评价说:“有时候,用人物来作代表,比团体的作用大。它的好处是:日本政府即使改变了,也不至于受到影响”。(78) 在岸信介政府时期,中国外交部门对于日本自民党内“反主流派”十分重视。这期间,外交部文件中有很多关于“反主流派”的记载。例如,“应周总理邀请,前来我国的日本自由民主党反主流派首脑之一松村谦三从11月18日到12月1日在北京会谈”。又如,“自由民主党内反岸派的另一首脑松村谦三及其随行人员已于10月20日抵京”。(79)可见,中国方面非常重视松村谦三的“反主流派”色彩。 1959年9月16日,中国驻波兰使馆致电外交部:接日本驻波兰使馆一秘冈田的电话称,三木武夫(前经济企划厅长官,自由民主党反主流派)的随行人员平泽(日本《英文时报》主编)已抵波,欲见王大使;使馆请示如何处理。9月19日,中国外交部电告驻波兰使馆:可请平泽单独来馆,由我一般馆员接见,王大使不要接见,以避免造成中日在华沙会谈的印象;如日方提出三木访华,可签发他本人及其从日本同来的随员以过境签证,但不能包括冈田以及日本驻波兰使馆的其他随行人员。(80)外交部文件还说:三木武夫是日本执政党中一个重要派别的领袖,在党内代表自由民主倾向,是岸信介的反对派;他反对在更大程度上依赖美国的政策,去年曾任岸内阁经济计划部部长,后辞职;据说他是岸信介下台后四个可能任首相的人选之一。(81)由此可见,中方十分注重对自民党内反对岸信介的派别领袖予以礼遇。 在冷战状态下,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往往会影响到中日政治家的交往。但是,周恩来坚持万隆会议主张的“求同存异”的原则,既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但又提出这不应影响双方的交往。1961年6月25日,周恩来在会见自民党国会议员宇都宫德马等时说:希望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朝着中日友好的方向走;我们对于凡有共同主张的朋友们都愿意接待;共产主义者同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不同,但我们要寻求共同点,缩小差别。(8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