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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4月10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讲话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和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政策”;“岸信介政府一天不放弃敌视中国的政策,中日关系就一天不可能改善。中日关系目前的不正常状态,其责任完全在于岸信介政府”。(45)6月17日,周恩来在廖承志关于目前反美斗争具体安排报告的批示稿中,在“口号”一项中增写了“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岸信介血腥统治的民主斗争”等内容。(46) 1960年7月18日,池田勇人当选日本新首相。中日关系开始出现转机。日本通产大臣石井光次郎在7月25日声称:日本需要与中共贸易,但目前还不是开始贸易的时候。但是,在同日,日方又称:日本不反对中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率代表团访日。7月29日,刘宁一率中国代表团前往东京参加日本工会“总评”第15次定期大会及第六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全面裁军世界大会。这是长崎国旗事件之后,中国首次派官员访日。8月16日,周恩来会见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一行。同日,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发表关于中日两国民间文化交流的联合声明。9月18日,中国对外文协和日中友协在北京发表关于中日两国人民间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共同声明。这些事件的发生,标志着中日文化交流的部分恢复。 在中日贸易问题上,中方此时又提出了贸易三原则,展现了在坚持一定原则的基础上恢复双方贸易的可能性。1960年8月27日,周恩来在会见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时首次提出中日贸易三原则,并重申两国关系的政治三原则(政治三原则在周恩来1958年8月会见社会党议员佐多忠隆时就提出,即日本政府不能敌视中国;不能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不要阻碍中日两国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新提出的中日贸易三原则是:(1)政府协定;(2)民间合同;(3)个别照顾。周恩来说:过去中日双方曾经搞过民间团体协定,想通过民间协定来发展中日贸易;经过岸信介政府这一段期间,证明这种做法行不通;岸信介不承认、不保证民间协定的实施,并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来破坏它;我们不能容忍这种行动,只好将中日贸易来往停了两年多;根据中日两国人民的愿望,中日贸易如果能逐渐恢复起来,对两国人民都有好处;但是,池田政府的态度究竟如何,我们还要看一看;我们现在提出贸易三原则;日中贸易促进会可以根据上述中日贸易三原则,对你们认为友好的、有可能做的、对双方都有利的生意,可以进行介绍。(47)周恩来又指出:在没有政府协定之前,如果日本某企业同中国某公司表示友好,根据双方需要可以签订定期贸易合同。(48)在此,中国方面显示出一定的灵活性。 9月10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社会党拥护宪法特别委员长穗积七郎时,将8月27日会见铃木一雄时关于中日关系和中日贸易问题的谈话记录交给他。周恩来说:中日两国不应该采取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形式,要谈就应该举行部长级会谈,如果日本现首相或部长要来中国,北京机场对他们是开放的,但需要承认政治三原则。(49)9月22日,日中友协等16个团体的代表举行会议,在听取穗积七郎访问中国的报告后,一致决定力争恢复日中邦交和日中贸易。 但是,对于如何恢复中日关系,中方还是十分慎重的。8月5日,日本共同社编辑局长电请周恩来总理,就中日关系问题给予答复。当外交部请示时,周恩来指示:“暂时静观,不作直接批评。因此不予答复为宜”;因为“如果对新井从假定出发提出的问题进行答复,反而会使池田提高身价,造成我急于要打开中日关系的印象”。(50) 10月11日,周恩来在会见原日本万隆会议首席代表高崎达之助时,重申改善中日关系之起码条件:(1)中、日两国不应互相敌视;(2)中国承认日本,日本不应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3)日本不应阻挠而应促进中日两国关系向着正常化方向发展。在会谈中,高崎提出了日方邀请廖承志访日,要中方邀请前首相吉田茂,日本飞机送天鹅来,高崎从北京坐飞机回日本等要求。周恩来则一一批驳说明。在后一次谈话中,周恩来指出:中日间的政治问题必须由日本派部长以上人物来中国谈。(51)这期间,周恩来对于开展中日民间交流非常关心。到了1961年,中日民间友好交流有了很大发展。截至该年10月上旬,中方派出9个代表团访日,日本访华代表团则有38个之多(其中大部分是左派和中间人士)。(5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