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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日本的交往,周恩来认为,要考虑到两国政治体制的不同,要看问题的实质,认识到日本政治的多元性质,而不是一以概之。1964年4月,周恩来在接见松村谦三时,针对日本政治体制说:“如果从形式上看问题,你们的政府是敌视我们的,但是,我们还是邀请了你们。我们相处已有六七年了。我们把你们当作朋友看待,没有当敌人看待。我们要透过表面看实质。日本人民愿意同中国友好相处”;日本执政党中多数人也愿意恢复友好邦交。松村谦三解释说:有一点请谅解,“因为我们是自由阵营中的一员,同贵国情况不一样,把问题提交到国会上去讨论,要费很大周折”。周恩来说:“正是因为日本的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所以我们才不看表面现象而看实质。如果只看形式,看表面,台湾的‘大使馆’就在东京,我们的代表团为什么还进去?”(83) 在自民党内部也有这种胸怀远大之士。古井喜实就是这样一位。他在随同松村谦三访华后说:“中国的建设非常显著。对于这个事实,应该脱开对于共产主义政治的臧否、好恶,予以坦率的承认”(84)。他主张:“中国的前途如何,没有必要挑毛病。而应该抱着理解的态度”(85)。对于战后长期以来日本的中国认知,著名学者沟口雄三曾指出:“在冷战结构中,随着日本在20世纪60、70年代的高速成长中恢复了自信,对社会主义体制的中国的反共意识和经济上的优越感又再一次与战前蔑视中国的感情结合到一起”(86)。因此,指手画脚指责中国,就成为日本一些政治家和媒体根深蒂固的毛病。时至今日,我们再看古井喜实的主张,就可以认识到这位政治家的远见。古井喜实坚持认为:“打开日中关系,决不是没有可能,我深信以诚意和热情努力的话,必然会找到出路”(87)。为此,他积极追随松村谦三的对华政策。 “反主流派”代表人物松村谦三被称为是有东洋教养的人。他反对国家间按“先进”“后进”来划分,认为每个国家都有其先进的地方,应尊重个性。他尊崇中国的传统文化,其祖父和父亲都有很深的汉学修养,本人也在早稻田大学中国语科学习过。对于100多年来顽强苦斗追求独立和近代化的中国人民,松村谦三始终怀有敬意,认为:新中国的成立较之于共产主义,更是汉民族“自觉”所带来的胜利;中国人民都支持这个政府,是由于因此才实现了独立;中国政府虽然是共产主义政府,但是对于过去的资本家的权利和民间宗教都采取宽容的态度;他自己的最大希望就是中国像日本一样顺利发展,两国保持和平。(88) 石桥湛山是一位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者,战前即主张放弃殖民地统治的“小日本主义”,战后则力主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对岸信介签订《日美安保条约》也持批判态度。 高崎达之助则是一位“独立的国际人”,曾经代表日本参加万隆会议,对于会议精神中有关虽然意识形态不同,但要互相尊重不干涉内政,开展文化、经济交流,即使意见不同也不诉诸战争以及不使用原子武器、不发动战争等内容深表赞同。其实,“不使用原子武器”这条是高崎达之助提出的,他还记得在会上是周恩来首先赞成这一提议的。他曾说: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微笑着过来与他握手;周恩来能把不同意见的争论统一起来,因而“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还认为:战后日本尚不独立,依从美国并对美国过于客气;而与邻国中国和朝鲜的友好是自然而然的事;必须坦率地对于发动战争而带来的损害道歉。(89)正是通过与这些富有远见的日本政治家的真诚交往,中日关系得以突破障碍,得到恢复。 4.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长崎国旗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对岸信介政府展开坚决斗争,在日方通过苏联向中方解释后,依然采取了高压态势,因为中方明确看出,岸信介在搞两面派欺骗手法,中日关系不可能有大的转变。但是,尽管如此,中国对于日本中小商社依然予以个别照顾。到池田勇人内阁时期,中方则积极开展对日工作,首先派出中华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代表团访日,提出中日贸易三原则。在协商恢复中日民间贸易的过程中,中方显示了高度的灵活性。1962年11月15日,随同高崎达之助访华的全日空社长冈崎嘉平太和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常务田林政吉在对外务省中国问题研究会的报告中说:这次与中共交涉,都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决定,可见中方的热诚;中方虽然准备了详细的协定文本,我方主张不采用协定形式,而是采取备忘录形式,商品数量以及金额都不公开。日方代表还向政府报告说:在这次交涉中,和平五原则以及政治、贸易的三原则的话均未提及;周恩来强调互惠平等;日方认为这个备忘录的性质是贸易三原则第一条和第二条的中间形式。(90)周恩来事后曾说:我们主张政经不可分,池田首相说政经可以分开,对于池田的说法,我基本不赞成,这是我们的立场;“但是,经济问题是不是有时候也可以单独加以解决呢?这还是可以找出办法的。所以我提出贸易三原则。第一条现在还办不到,就摆在那里作为目标,现在不能实现,要在恢复邦交以后才能实现。现在能够实现的是第二条和第三条,主要是第三条”(91)。其后,1964年8月,根据这个备忘录双方建立的联络事务所并没有赋予一定的外交特权,双方人员一次派遣驻期在一年以内,这样就避免了按指纹的规定。另外,对于悬挂国旗和使用暗码电报,则没有提及。 可以说,从国际关系大局把握中日外交走向是对日工作的基本战略,民间友好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根本基础,积极开展同日本富有远见政治家的交流则是打开中日关系的突破口。而在这中间,必须把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结合起来。在这些方面,周恩来的外交智慧依然值得我们深深领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