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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崎国旗事件真相与中日关系的倒退 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就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战后两国人民对于开展友好交流更是有着强烈的愿望。早在1949年五六月间,日本国内就成立了日中贸易促进会和贸易协会。1950年10月,日中友好协会成立。1952年5月,日本众议院议员高良富、帆足计等在参加完莫斯科经济会议后,到达北京,与中方签订了第一次民间贸易协定。其后,在1953和1955年,双方又签订了第二和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两国贸易规模逐渐扩大。第三次贸易协定的交涉还涉及设置通商贸易事务所的问题。到1957年协商第四次贸易协定时,通商贸易代表部的设置,以及按指纹,特别是悬挂国旗等问题,成为交涉的重点。在日本社会党和贸易界的努力下,1958年3月,双方民间代表在协定上签字。这次协定明确了互设通商代表部,在代表部可以使用密码电报、悬挂国旗,通商代表部人员及其家属不用按指纹等事项。如果这一协定得到实施,则意味着中日关系迈上新台阶。 但是,对于协定中有关通商代表部悬挂本国国旗的内容,台湾方面害怕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反应强烈。实际上,从吉田茂内阁开始,战后日本政府就形成了“两个中国”的政策,其目的是要通过“政经分离”的方法,在与台湾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同时,谋求扩大对中国大陆的贸易。①这一政策在鸠山一郎、石桥湛山以及岸信介内阁时期都是延续的。岸信介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亲台反共,但还是要发展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②他在1957年6月访美时,就日本与中国贸易问题与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谈,并得到认可,但是国务卿达赖斯却对此态度消极。③ 这次,当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签订时,台湾“外交部长”及其“驻日大使”立即向日方提出抗议。其后,又提交了蒋介石的亲笔信,要求日本政府对此协定不予承认。台湾“驻长崎领事馆”组织九州地区华侨团体分别致电台湾当局和日本首相岸信介,反对第四次贸易协定中关于设置民间代表部的条款。④台湾方面还要求美国对日施压,表示绝不承认五星红旗可以在日本悬挂。蒋介石甚至放出狠话,对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驻日大使麦克阿瑟说:如果日本政府允许悬挂五星红旗,我们就要从东京降下青天白日旗,不得不与日本“断交”。 日本政府则按照“两个中国”的方针,对台采取模糊和敷衍策略,这是由于总选举在即,执政党需要得到选票。日本政府一方面表示尊重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的精神,在日本国内法范围内,并且在不承认中共政府的前提下,考虑到现在的国际关系,对于达成双方贸易的扩大,给予支持和协助,也就是继续坚持其不承认中国政府,但又要扩大对华贸易的一贯政策;另一方面则私下里对台湾方面保证说,中共代表部的设置还要数月之后,日本政府为了不使中共代表部及其代表居住处悬挂国旗,会在总选举之后至代表部设置之前,进行必要并且十分的努力。⑤按照岸信介的说法,他虽然不能同意这个协定,但是要表示支持协助,以取得中共理解;不过,这一措施与承认中共政权无关,想以此打消美国和台湾方面的疑惑;但为了确认美、台等在这方面的反应,还要暂时静观事态的发展。⑥岸信介是想在这件事上得到中、美和台湾三方面都认可的结果。但是,长崎国旗事件的结果却使中日关系陷入僵局。所以,对于长崎国旗事件,“许多人认为岸信介是与右翼有联系的,但是,制造长崎国旗事件的右翼却妨碍了岸信介的政策”⑦。 虽然日本政府对台湾私下作出保证,但是台湾方面并不放心,因为当时在日本一些地方,随着中日关系的发展,悬挂五星红旗的场面已经出现。1958年3月,在门司市举办的博览会上,就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识,台湾“驻长崎领事馆”向门司市市长抗议,要求取消。接着,便发生了“长崎国旗事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