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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满文档案的史料价值不是绝对的。即使对清朝宗室、八旗、民族、边疆、军事等满文档案存留较多的领域从事研究，依然需要满汉史料兼用。另外，在部分清代专史（如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等）研究中，因缺乏满文档案记载，几乎只能完全依靠汉文史料。 第四，满文档案所记史事的真实性，受到以下因素制约。一是具折人奏报时，可能对某事所知未确，或所闻本误，或不敢奏明实情，从而影响到上报内容的准确性。二是具折人由于某种原因，在奏报时夸大或隐瞒实情。三是由于奏报内容机密，档案所载是孤证，很难找到其他史料加以佐证。四是部分满文档案散佚，所记史事已无考。 第五，满文奏折与封套（折封）、满文朱批夹片与奏折的分离。例如，康熙、雍正时期不少满文密折（包括手折和折片），没有写明具奏日期。装有这些折件的封套上，有时以汉文或满文写有年、月、日。这或为具折人发折日期，或为清帝收到折子的日期，或为清帝阅后发回折子的日期。这种日期错乱的情况有时很难鉴别。如果将某件奏折封套上所书时间，误认为该折具奏日期，便有可能铸成大错。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数代人对满文档案进行过多次整理。整理过程中或不慎装错奏折封套，或将某人为某事所奏折子与清帝阅折后写在夹片上的朱批拆放两处。满文档案保管、整理中的一些失误，增加了利用满文档案时误引、误证的可能。 如上，尽管满文史料十分重要，但由于其数量上的限制和其他自身缺陷，单单或主要依靠满文史料，无法对清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满汉史料并重：汉文史料为主，满文史料为辅 由于满文档案的上述特点和局限，我们一方面主张满汉史料并重，即满文档案与汉文档案具有同等重要的史料价值。另一方面，在研究实践中，客观上只能以汉文史料为主，满文史料为辅。例如，我们撰写《康熙皇帝一家》时，引用了200多件当时未曾翻译的满文原始档案，揭示了康熙帝家庭生活的部分内容，特别是他与几代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档案相当零碎，所记述的多为细节。要对康熙帝家庭的方方面面有一总体把握和认识，只有更多地依据汉文史料。书中引用的汉文史料比满文档案多出数倍即是一个例证。也就是说，只有依据汉文史料，勾勒出康熙帝家庭的基本框架，满文档案反映的相关细节才能附着其内。 又如，皇位继承是清朝核心机密，满文档案对这一专题研究尤其重要。但是因为保存至今的相关满文档案甚少，我们在撰写《清朝皇位继承制度》一书时，虽然引用了130多件满文原始档案，但主要依靠的仍然是汉文史料。没有汉文史料的支持，无法揭示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发生、发展和演变过程。 总之，清史某些领域，如内务府、理藩院、黑龙江将军衙门以及新疆、西藏、蒙古事务等，由于满文档案比较集中，相关研究可以大量利用满文档案。然而即便如此，要在这些方面做比较深入的考察，仍需要从汉文史料中获得有关背景材料。可以说，能否充分地发掘、利用满文档案，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很好地掌握相关的汉文史料，并据此了解和把握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互联系。满文档案所反映的多为人物或事件的具体情况。它们虽然可以补正汉文史料中的缺失或错误，深化对若干人物和事件的认识，但要对清朝历史做全面考察，则远远不够。 与满文史料相比，汉文史料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涵盖范围之广泛，均远超前者。可以说，有关清史的文字记载，大部分存在于汉文史料之中。仅仅或主要依据汉文史料，在考察某些史事时可能出现局部或细节上的遗漏、失实，但仍然可以对其总体情况和发展过程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因此，在清史研究中坚持满汉史料并重，以汉文史料为主，满文史料为辅，才是正确的治史方法。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