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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原始文献，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案卷中，连封套共9页。封页上部正中盖填档案整理编码印章，右上书大字草体“肆拾陆”编号；正中竖书：“奏：孙家鼐等，《元史新编》校阅已竣呈缴原书并附呈《校勘记》由”，右下书时间“八月二十九日”(以下简称《孙家鼐等奏折》)，具体内容如下： 国史馆总裁、大学士臣孙家鼐等谨奏，为《元史新编》简员校阅已竣，谨将原书呈缴，并附呈《校勘记》一册，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上年九月初九日准军机处交片：本日翰林院编修袁励准呈进故员魏源重修《元史》，奉旨“着南书房会同国史馆详阅具奏，钦此”，钦遵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奏派学部丞参上行走柯劭忞暂充国史馆帮提调，俾勘定魏源《元史新编》是否能列入正史，奉旨“依议，钦此”。今该员已将《元史新编》校阅完竣，并撰《校勘记》一册附于原书之后，呈请具奏前来。臣等公同覆阅，窃谓自迁、固以后，因旧史陋不足观，或奉敕别为一书，或出于私家之撰述，如宋祁、欧阳修之《新唐书》及修之《新五代史》，皆义例精严，足证旧史之纰缪，文章之美，又远出旧史之上，故颁为正史，人无异辞。至柯维骐之《宋史新编》，用力虽勤，论者终厕于别史，良以《宋史》固嫌芜冗，然柯氏之书取材不出旧史之外，文笔又未必逾于旧史，宜其不能为正史也。魏源长于史学，尤精舆地，所撰《海国图志》《圣武记》诸书久已传播海内，以《元史》过于草率，别撰《元史新编》，以补前人之未及。然卷内有目无书者不止一处，盖犹是未成之稿。源删掇旧史，具见剪裁，增皇子诸王传及太祖太宗宪宗平服各国传，苦心搜讨，最为详赡。其《氏族表》、《艺文志》全本之钱大昕，《宰相表》订讹补漏多采钱氏《考异》之说，《河渠》、《食货》诸志提纲挈领，芟除冗漫，亦较旧史为愈，洵卓然可传之巨制。然其书乃别史体裁，间与正史不合。如列传标分各目，曰功臣、文臣、武臣、相臣、言臣，一部《二十四史》，从无此例。源意在以事分人，实已大偭史法，与邵远平《元史类编》以宰辅、庶官等目分题者何以异？《钦定四库全书》隶《元史类编》于别史，则此书亦别史也。又元太祖之事迹，莫详于洪钧所撰之《元史译文证补》，其书本之元人拉施特书，为中国未见之秘籍。源所撰《太祖本纪》，以拉施特书校之，讹漏殊多，均应改定。至《世祖本纪》以下，全用《元史类编》原文。远平删节旧史，谬误丛出，或存其事而删其日，使甲日之事移于乙日，或将甲乙丙三日之事并于一日，甚至将正月之事而移至于秋冬，连篇累牍，几于纠不胜纠。此本纪之可议者也。旧史列传，芜者宜芟，阙者尤宜补。博考元人文集及现存之石刻，名将如张兴祖见于姚燧所撰之碑，如宁玉见于阎复所撰之碑；名臣如陆垕见于陆文圭所撰之墓志，如高克恭见于邓文原所撰之行状。其人皆旧传所无。又旧传略而碑志详者，如虞集所撰之姚天福碑，危素所撰之哈喇  家传，赵孟頫所撰之阿鲁浑萨里碑，程钜夫所撰之昔里钤部先世述。似此者尤不胜枚举，源书一概不登，采摭未免俭陋。至如泰赤乌，太祖之族人，而与西夏、高昌诸国同列一传。赤老温恺赤与赤老温，一为札刺尔氏，一为逊都台氏，而误为一人。有《奸臣传》，而无《叛臣》、《逆臣传》。外国宜为传，不列于传而列于志。《儒林》、《文苑》、《忠义》、《孝义》诸传，一卷之中区分子目，曰儒林一、儒林二，从一至于六七。列传之末，往往云某人碑其神道，某人撰其志铭，皆有乖于史法。此列传之可议者也。《氏族表》宜据《蒙古部族考》补之，《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宜据洪钧附录《释地》补之，《百官志》删内宰司、修内司及上都留守司、尚供总管府等之官属，《选举志》删会试各行省中选之名额，《礼志》删祀南郊礼节，《乐志》删郊祀乐章。刑法为朝廷大政，而志竟无之，使一代典章制度阙而不完。此表、志之可议者也。臣等管窺所及，窃谓源书入之别史，实在《宋史新编》之上，入之正史，则体例殊多未合，尚非《新唐书》、《新五代史》之比。臣等为慎重史事起见，公论攸关，不敢臆为轩轾。编修袁励准请将魏源《元史新编》列入正史之处，应毋庸议。臣等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再，史馆帮提调柯劭忞以校阅事竣，呈请销差。臣等查该员别无经手事件，自应准其销差。合并声明。谨奏。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九日 国史馆总裁、大学士臣孙家鼐(假) 国史馆总裁、协办大学士、学部尚书臣荣庆 国史馆副总裁、尚书、协办大学士臣鹿传霖 南书房行走、国史馆副总裁、吏部尚书臣陆润庠 南书房行走、宗人府府丞臣朱益藩 日讲起居注官、南书房行走、翰林院侍读臣吴士鉴 日讲起居注官、南书房行走、翰林院侍读臣郑沅⑧ 此折名称，见于《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略谓“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九日，国史馆总裁孙家鼐等折，校阅《元史新编》已竣呈缴原书等由”，随后又记有关于《元史新编》的批示，为“钦奉谕旨：孙家鼐等奏校阅《元史新编》已竣等一折，依议，《校勘记》留览由”⑨。宣统朝《上谕档》亦有载，称“军机大臣钦奉谕旨：孙家鼐等奏《元史新编》简员校阅已竣，谨将原书呈缴，并附呈《校勘记》一册一折，着依议，《校勘记》留览。钦此”⑩。可为佐证。再细察笔迹，该文献即当日国史馆大臣所上奏折原件，而非经过军机处或内阁转抄而成的录副备存。此件档案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君主专制王朝的最后一次“钦定正史”，不乏重要文献价值。今试就其中涉及的几个问题略作讨论如后，并检索前贤未及注意的《随手档》、《上谕档》等原始资料对勘，以证其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