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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袁励准最初上书的时间 《清德宗实录》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辛卯(初九日)条有记，称“翰林院编修袁励准奏，呈进故江南高邮州知州魏源重修《元史》。得旨：着南书房会同国史馆详阅具奏”(11)。前引王家俭在注释中引《政治官报》338号，作“光绪34年军机大臣面奉9月12日谕旨”(12)。后来吴宗儒在《清儒与元史》中更正为“《政治官报》，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十日第三百三十八号”(13)。学者最近发现的恽毓鼎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十日《澄斋日记》，则又书为“初八日，编修袁励准具疏，呈进邵阳魏源《元史新编》，恭候钦定列入正史，有旨着南书房会同国史馆阅看。因与鲁卿约集于恒裕，偕诣总裁寿州师相。书已由南斋(清代指南书房——引者注)交师处，大略阅迄，交余二人嘱送荣总裁。余乃携归翻阅。书共四函”云云(14)。其中虽仅一两日之差，但所记各异，难免启人疑窦。相对而言，《清德宗实录》成于十几年后的民国时期，而《政治官报》发行于数日之内，《澄斋日记》更由当事者书于一两日之间，故依常理应更为可信。但新发现的《孙家鼐等奏折》云“窃臣等于上年九月初九日准军机处交片：本日翰林院编修袁励准呈进故员魏源重修《元史》，奉旨‘着南书房会同国史馆详阅具奏，钦此’”，与《实录》相合。且有当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可证，其相关内容计四行，包括：“(第一行大字)编修袁励准折、(第二行小字)呈进原任高邮牧魏源所撰《元史新编》由、(第三行小字)书四函、(第七行小字)交南书房、国史馆：本日翰林院编修袁励准呈进故员魏源重修《元史》，旨着南书房会同国史馆详阅具奏由。”(15)可佐证恽毓鼎所记的“书共四函”。又载于光绪朝《上谕档》，并称其旨“相应传知贵书房、馆钦遵可也”(16)。可见清廷谕批办理的时间，确为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九日，档案所记日期比当时承办官员的私人日记以及随后刊出的《政治官报》，都更为精确。 2.关于柯劭忞受命校阅《元史新编》的时间 王家俭认为袁励准呈进《元史新编》后，“军机处旋即派国史馆帮提调柯劭忞勘定”，吴宗儒亦认为光绪三十四年九月进书后，“上命柯劭忞充国史馆帮提调勘定之”(17)。意谓审阅《元史新编》，一起始即由国史馆帮提调柯劭忞负责。其实此中另有波折，学者现已作详细考察。《元史新编》奉旨交南书房会同国史馆阅办，起先并非即交柯劭忞勘查，而是由史官恽毓鼎主持。恽毓鼎且于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底拟出覆奏草稿，谓“分正体、补缺、匡谬、正讹四段，而折重于平服各国传、外国传、宗室世系表，以特表其长”。但后来以种种原因发生变故，国史馆方再奏请柯劭忞为帮提调重新审阅。此为《元史新编》最终未能列入“正史”的关键节点，十二月二十六日《澄斋日记》有载，称“史馆总裁奏以柯(劭忞)充史馆帮提调，专任阅看魏氏《新编》……今日特来访，请余助理其事”云云。惟《澄斋日记》未详柯劭忞受命的详细经过与具体日期，只能推测在此日之前，但到底为此前多久，则难以臆定(18)。而《孙家鼐等奏折》明确载称：“钦遵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奏派学部丞参上行走柯劭忞暂充国史馆帮提调，俾勘定魏源《元史新编》是否能列入正史，奉旨‘依议，钦此’”，可证柯劭忞受命校阅《元史新编》的时间，在其拜访恽毓鼎两日之前的二十四日，并获得了朝廷正式的“钦准”认可(19)。 3.关于进呈柯劭忞阅看意见的时间 《澄斋日记》载宣统元年(1909)六月恽毓鼎在国史馆“阅柯凤孙丈所拟覆奏阅看《元史新编》折……大意谓：魏氏此书，只能列入别史，与明柯氏《宋史新编》并行。若列入正史，则取材既不出旧史，文笔亦无以远过，不能取而代之也”，学者据以认为“至宣统元年六月初六日，柯劭忞已经进呈奏折，说明相关情形”。而至八月，确认《元史新编》是否能列入正史的诏谕方“正式下达”(20)从《孙家鼐等奏折》可知，国史馆上奏的时间，并不在柯劭忞拟出奏稿后的六月初，实在《宣统政纪》载录其事的八月。也就是说，柯劭忞拟出覆奏初稿后，国史馆并未立即据以上奏，而是又延搁了两个多月。其中是否又有曲折，或待进一步探讨。需要补充的是，《宣统政纪》据《折包》，将其事系于宣统元年八月甲辰即二十八日，而《孙家鼐等奏折》则记为“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九日”。对此，《随手登记档》有记，为“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九日，国史馆总裁孙家鼐等折，校阅《元史新编》已竣呈缴原书等由”。随后所记当日“交片”四件，即包括关于《元史新编》的批示，为“钦奉谕旨：孙家鼐等奏校阅《元史新编》已竣等一折，依议，《校勘记》留览由”(21)。又见于宣统朝《上谕档》，略谓“军机大臣钦奉谕旨：孙家鼐等奏《元史新编》简员校阅已竣，谨将原书呈缴，并附呈《校勘记》一册一折，着依议，《校勘记》留览。钦此”(22)。两相对照，可证《孙家鼐等奏折》与《随手登记档》、《上谕档》吻合，《宣统政纪》所记日期有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