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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清代南书房裁撤的时间问题 学者注意到，“关于(清代)南书房的裁撤问题学界有不同观点，一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撤销，一说持续至清末，以笔者所见，至少在宣统初年的实录中仍有南书房官员的行迹”(23)。对照此折末尾的署名，明确可见直到宣统元年八月底，出任“南书房行走”的仍至少尚有四人，即国史馆副总裁、吏部尚书陆润庠，宗人府府丞朱益藩，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吴士鉴，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郑沅。再检索《宣统政纪》，宣统二年五月曾“命前礼部左侍郎张亨嘉仍在南书房行走”，宣统三年七月又有都察院代奏李滋然呈进旧撰书籍四种，谕命“着南书房阅看”，随经南书房片奏，李滋然奉旨“着赏加主事衔”的记载(24)。证以《孙家鼐等奏折》，清代南书房一直“持续到清末”的说法，又新增确凿可信的档案凭据。再从折中职衔的书写顺序而言，各人“南书房行走”之衔，仅排在亲侍皇帝左右的“日讲起居注官”之后，而在各所分任的国史馆副总裁、吏部尚书、宗人府府丞、翰林院侍读等高品级职衔之前，可见“南书房行走”之职不仅在宣统年间明确存在，且仍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进一步以实例表明，即使到清末，“南书房行走官位不一定高，但是政治地位却很高”，其朝班次序甚至超过六部尚书(25)。 5.关于《孙家鼐等奏折》的主事人员 虽然该奏折的篇首及折尾均以大学士孙家鼐署名为先，但其名字下面小注的“假”字，表明他实际并未参与其事。查《随手登记档》，孙家鼐在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日上有“病请开缺”的奏折，经一月调养仍不见好转，九月二十一日再上“久病未痊呈请开缺”之折，至十月十七日溘然长逝，次日获朝廷恤典(26)。孙家鼐生于道光七年三月十二日(1827年4月7日)，宣统元年八月已是年届83岁高龄的耄耋老人，且自八月二十一日请假后即休假在家。因此《孙家鼐等奏折》的实际主事者，并非署名在前的国史馆总裁、大学士孙家鼐，而是排名第二的国史馆总裁、协办大学士、学部尚书荣庆。不过后来摘录其事者，不论是《宣统政纪》，还是《随手登记档》，均以“大学士孙家鼐等”或“国史馆总裁孙家鼐等”进行叙述，未及荣庆等人之名，这反而掩盖了该奏折真正的主持人员，易对后来的研究者形成误导。至于奏折其他联署人员，包括鹿传霖、陆润庠、朱益藩、吴士鉴、郑沅诸人，亦为当日与闻其事之人。这无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究《元史新编》最终未能列入“正史”背后的人事关系，具体详后。 6.关于《元史新编》未能列入“正史”的原因 《宣统政纪》对相关奏折有所摘录，略谓魏源“原书入之别史，实在《宋史新编》之上，入之正史，则体例殊多未合，尚非《新唐书》《新五代史》之比。所有编修袁励准请将《元史新编》列入正史之处，应毋庸议”，但文字过于简陋，外人难得其详。得知《元史新编》最终未能列入“正史”的消息后，参与整理的。欧阳俌等人曾一度“极不平”，致被人讥为“此犹承平人习气”(27)。而到民国时期，由于负责审查《元史新编》的柯劭忞所著《新元史》被列入“二十五史”，故再启学界的质疑与争讼。1920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系教授会对《新元史》进行审查，给柯劭忞以很高评价，称“本论文(指《新元史》)兼有二书(指邵远平《元史类编》、魏源《元史新编》)之长，而无二书之短”，特赠授柯劭忞以文学博士学位。但在此前后，国内却不乏史学名家对柯劭忞略致微词。其中开创“新史学”的梁启超赞誉魏源创新体例，称“魏著(《元史新编》)无论罅漏多至何等，然固属史家创作，在斯界永留不朽的价值”。张尔田则认为：“近柯凤荪《新元史》名盛一时，踵事者固易为功。以余观之，亦未大过于此书(指魏源《元史新编》)”。陈垣甚至评价柯劭忞《新元史》，“似更下魏著一等”。近人吴宗儒则说到：“时劭忞亦有志《新元史》，是否因此而‘避此人出一头地’耶？不得而知！”(28)但学者最近经过详细考察，又提出“结合前文所引(恽毓鼎)《日记》，柯劭忞此时确已着手编撰元代史书，将其反对的原因归之于私心，自有其可能。但笔者认为，恰恰因为柯劭忞正在撰著元代史书，其工作性质和内容与魏源大致相似，且史官当以良史自喻，故其评鉴应该是比较客观的，不能完全以私心概而论之”(29)。近百年来，言人人殊，争论持续未绝。此前学者所作判断，均是基于《宣统政纪》所载片言只语而得出的推测，缺乏可靠的史料依据。尤其是作为最关键当事人的柯劭忞，于什么时间、通过何种途径得遂其所愿，前人以资料所限，迄未涉及。新发现的《孙家鼐等奏折》不仅详细载录了国史馆(真正主持人即柯劭忞)反对将《元史新编》列入“正史”的意见，更提供了相关人员的名单。据此追溯，可对学界这一牵涉上百年“讼案”的前后经过，做进一步的细致梳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