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澄斋日记》载，国史馆受命之初，恽毓鼎即遵孙家鼐之嘱向同为总裁的荣庆送呈《元史新编》，“荣相之意亦不欲草率从事，以书交余二人酌派馆中通晓史学及西北舆地诸君，在馆详细较阅，提出实胜旧史处，具疏详陈请列正史”。可见荣庆当时的态度，显然也是倾向于同意将《元史新编》列入正史的。这其实也是当时馆内多数人的意见，因此恽毓鼎在日记中载称“闻诸公意议，欲奏请列入正史，与《新唐》、《新五代》并传，亦乙编快事”。恽毓鼎受命审读后，于九月二十五日拟出“特表其长”的覆奏意见，提出“倘蒙列诸正史，洵足上备乙览，嘉惠士林”云云(30)，即是此前馆内同仁共识的反映。然而国史馆接到审读意见后，却一改初衷，并未据以上奏请将《元史新编》列入正史，而是在三个月后重新奏请柯劭忞担任国史馆帮提调，专门负责勘定《元史新编》。学者注意到其中的转折，却将其归结到十月下旬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先后驾崩，认为“由光绪朝转入宣统朝，《元史新编》列入正史一事一波三折”，遂致“驳回原议，最后一次钦定正史无果而终”(31)。光绪、慈禧两人去世，固然可能影响覆奏旨准的时间进程，但国史馆态度前后截然相反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最高决策人物的偶然辞世，而是另有原因，亦即另一关键当事人柯劭忞的适时介入。 柯劭忞于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廿四日由翰林院侍读开缺，以道员用署理贵州提学使。他请训出都后，先游历日本考察学务，再前往贵阳，八月十二日到任视事。三十四年五月廿六日，又有旨调柯劭忞“来京，派在学部丞参上行走”(32)。柯劭忞回到京城的时间未见记载，但他曾于七月十八日上折“谢恩”，十一月初八日又有交卸贵州提学使印篆时间的奏折(33)。则其卸任回京，即在此两折日期之间。又有一份形成于宣统二年十月初九日的奏折说到“署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臣部丞参上行走柯劭忞，系由署贵州提学使同日(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引者注)奉特旨派在臣部丞参上行走。该二员(吴鲁与柯劭忞—引者注)学优识茂，众望素孚，到部将届三年”(34)。可见柯劭忞到学部上任的时间，在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九日之后。河北省博物馆所藏《鹿传霖日记》十一月初八日条，明确有“柯风[凤]孙自贵州来，会晤，符曾、杨振锷均来”的记载(35)。综合以上，可见柯劭忞回到京城的时间，必在十月初九日到十一月初八日之间，而极可能是在十一月之初。《澄斋日记》载称，柯劭忞已“精研《元史》垂二十年”，且“成本纪若干卷”，本为审读《元史新编》的绝佳人选。但当袁励准奏呈以《元史新编》列入“正史”时，柯劭忞尚远在数千里之外的贵阳，无法参与其事。而当他回到京城时，则正处于主审史官恽毓鼎已按预定基调拟出初稿，仅因两宫去世、国史馆未及复奏的时间节点上。柯劭忞回京后之所以能改变预定进程、促成已由恽毓鼎完成审读的《元史新编》进入“再审”程序，主导之人即他曾经拜会，也就是《孙家鼐等奏折》中署名第三的国史馆副总裁鹿传霖。 鹿传霖(1836-1910)，直隶定兴人，同治元年(1862)进士，比柯劭忞的岳父、桐城名宿吴汝纶(1840-1903)尚早一科。光绪二十六年，鹿传霖随慈禧太后、光绪帝“西狩”回京后，先兼督办政务大臣，光绪三十三年又由吏部尚书任军机大臣，随升协办大学士，渐成清末重要大臣之一。柯劭忞虽比鹿传霖晚一辈，但柯劭忞与鹿传霖的侄子鹿瀛理同为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科二甲进士，而柯劭忞与鹿传霖的直接交往，更可上溯到光绪九年到十一年鹿传霖任河南巡抚时，柯劭忞即入其幕内。由此算起，至光绪三十四年，两人直接相交至少也已长达二十多年。柯劭忞在鹿传霖幕府中，还与鹿传霖的女婿徐坊(1864-1916)由“敬慕”而“定交”，后来柯劭忞的长女柯昌泌又嫁与徐坊独子徐钟蒧为妻。柯劭忞、徐坊、鹿传霖三人之间又形成辗转姻亲关系，交往更加频繁。《清史稿》载称，鹿传霖“其在军机，凡事不苟同，喜扶持善类”(36)。他喜读《资治通鉴》，加上往日对柯劭忞研治元史学的志向早有了解，因而很可能在十一月初八日见面时，即谈及《元史新编》将入“正史”之事。此虽未见明载，但鹿传霖后来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提议商调柯劭忞“再审”《元史新编》的过程。据记载，十二月初四日鹿传霖入直回来后，“约凤孙、石坞、梧生早、午饭”。所称“梧生”，即柯劭忞的至交与姻亲徐坊。时鹿传霖罹患胃胀、痔脱等疾，作为女婿的徐坊偕同妻子于九月二十八日前往探视。此后徐坊又于十月初五、十三日、二十八日、三十日及十一月初十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多次前往岳家探视。鹿传霖在十二月初四日约柯劭忞、徐坊等人一起吃“早、午饭”，所商量之事或当与《元史新编》相关。此在两日之后即现出端倪。鹿传霖在《日记》中明确记载，十二月初六日，他于皇极殿午祭后，“晤陆凤石，商调柯凤孙国史馆考订元史，并请商孙、荣两相”，首次正式向国史馆同仁提出“再审”《元史新编》，亦即不同意恽毓鼎的审读结论。陆凤石也就是在《孙家鼐等奏折》中署名第四的陆润庠(1841-1915)，字凤石，元和(今江苏苏州)人。同治十三年(1874)状元，历任山东学政、国子监祭酒，慈禧太后“西狩”途中代言草制，回京后出任工部尚书，时以吏部尚书、南书房行走兼任国史馆副总裁。宣统帝嗣立时，鹿传霖与摄政醇亲王载沣同受遗诏，晋太子少保，又专任军机大臣之要职，列名仅在庆亲王奕劻、文渊阁大学士世续、体仁阁大学士张之洞三人之后，在中枢的地位和影响正如日中天。故鹿传霖提出异议，并商调柯劭忞入国史馆重新“考订元史”时，作为同事的陆润庠，或即按其请求与两位总裁做了通报、交流。六日之后，柯劭忞再次拜见鹿传霖，鹿传霖于同日“未刻赴会议，致伯讷函。晤荣，商调凤孙赴馆核元史”。“荣”即前文所称“荣相”，亦即与鹿传霖同列协办大学士、时任国史馆总裁的荣庆。经鹿传霖如此两次推动，到二十四日，“会奏调柯劭忞入国史馆核订元史，依议”(37)，鹿传霖商调柯劭忞入国史馆“核订元史”的提议，最终得以实现。后人称颂鹿传霖“扶持善类，将顺德意，有功无迹，世不尽知”云云(38)，此之谓乎？ 除了前辈鹿传霖的鼎力相助外，国史馆总裁荣庆的支持也不可忽视。如前所述，荣庆是《孙家鼐等奏折》的真正主事者，而他与后来批准将《新元史》列入“二十五史”的徐世昌两人，恰又都是柯劭忞的进士“同年”。荣庆(1859-1917)，蒙古正黄旗人，比徐世昌少四岁，比柯劭忞少十一岁，但三人同为光绪十二年丙戌科的二甲进士，柯劭忞名列第45名，徐世昌为第55名，荣庆为第127名。此后三人同入翰林、散馆后又同任编修，《清实录》均明确有载，称光绪十二年五月壬寅谕内阁，该科进士“柯劭忞……徐世昌……荣庆……俱着改为翰林院庶吉士”。又光绪十五年四月引见丙戌科散馆人员，二甲庶吉士“荣庆……徐世昌……柯劭忞……俱着授为编修”(39)。由此特殊关系，柯劭忞与荣庆、徐世昌三人之间一直往来唱和。徐世昌后来在信中，曾以“华卿二弟中堂阁下”称呼荣庆，并提及“晤凤老云：已由署代办，惟盼时平人健，重来京华聚处”(40)，可为三人往日关系密切之佐证。据《荣庆日记》记载，宣统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暮前归，交胡绥之《元史识语》于柯凤孙”。胡绥之即胡玉缙(1859-1940)，字绥之，江苏元和(今苏州)人。光绪十七年中举，二十九年与袁励准同列癸卯经济特科一等，三十二年补学部主事，后升员外郎。胡玉缙致力于目录学，藏书且与叶昌炽、王颂蔚齐名，编撰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六十卷、《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二卷、《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续编》二十四卷、《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编》等。其《元史识语》未见记载，当为与《元史》相关的撰著，因其家中即藏有李文田抄本《元史地名考》五卷。荣庆将胡玉缙《元史识语》未刊稿带交柯劭忞，可见他在柯劭忞“再审”《元史新编》过程中，还给予过具体帮助。八月二十九日荣庆又记载：“五钟起入内，本部值日。史馆翰院均奏事，九钟同鹿相至实录馆行九叩礼，提调以次咸到。凤师亦晤于前堂。”(41)此处所言“史馆翰院均奏事”，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国史馆所上奏折即为“校阅《元史新编》已竣呈缴原书并等由”，也就是前面录出的《孙家鼐等奏折》。可惜现存《鹿传霖日记》至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为止，不能寻找更为详细的记载。但在国史馆正式上奏之日，柯劭忞再次于前堂会见荣庆、鹿传霖等关键人物，显然与其所任重审《元史新编》事相关。以上私人笔记所载，与现存档案构成相互印证的史事链条，基本上完整再现了清末“钦定正史”的全过程。这亦或可从侧面说明，为何在柯劭忞反对将《元史新编》列入“正史”一事上，难逃后人“瓜田李下”之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