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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个“三一八”纪念活动深化中国革命者的巴黎公社情结 1927年3月18日，在武汉国民政府所在地举行了纪念两个“三一八”(31)的大规模活动。中国工运领袖人物，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领导的刘少奇和李立三等人组织并参与了汉口方面的活动，纪念会场设在血花世界，集会群众多达30余万人。一年前，刘少奇就曾抱病参加在广东大学举行的纪念活动，此举感染了现场万余民众。“他当时刚出狱不久，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仍然冒雨参加了大会，并发表了演说。”(32)在汉口举行的纪念集会上，刘少奇发表了题为《巴黎公社革命历史》(33)的讲演，号召无产阶级吸取巴黎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的教导，继续发扬巴黎公社烈士的精神，将反帝反军阀斗争进行到底。是年初，刘少奇和李立三等人刚成功领导了武汉各界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斗争。在全国反帝斗争和工农运动高涨之际，工运领袖亲自参与巴黎公社纪念活动，自然具有强大的感召力。 1927年，广州、长沙、重庆等地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纪念两个“三一八”活动，同时还伴随游行、罢工等示威运动，以响应纪念活动并声援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上海方面，3月18日，《向导》周报刊载了超麟(34)的一篇纪念巴黎公社56周年的文章，详述了巴黎公社的起因、经过和教训，突出的重点是对上海工运的现实启示。“现在在纪念巴黎公盟五十六周年之时，上海无产阶级所处地位有几点与巴黎无产阶级所处地位正相仿佛。……这几日上海无产阶级已准备好武装暴动参加政权斗争了，此时巴黎公盟的教训自然对于上海无产阶级有现实的意义。我们切不可轻轻纪念巴黎公盟像往年别处那样纪念，我们更应该利用巴黎公盟的教训，以为我们目前行动的殷鉴。”(35)中共中央此举旨在以巴黎公社自比，对酝酿中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进行舆论动员。三天后，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人领导并发动了上海80万工人总罢工，随后进行的武装起义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建立了上海临时市政府，成为中共领导下最早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 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广泛动员民众参加革命符合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这是孙中山从苏俄革命中获得的启示。但有效组织民众，发动工运与农运主要依靠共产党人，这也正是深化工农群众对巴黎公认同感的契机。其间，“建立一个统一独裁的革命机关，继承巴黎公社事业”，则是中共领袖借国民革命之机在中国传播共产主义革命的理念。唯其如此，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共两党分道扬镳也是可以料及的。 认知决定实践，道路决定命运。中共传播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为一体的巴黎公社，是力求吸取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先驱的经验和教训，并就此宣誓领导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性。国共合作后，中国工人阶级充分显示了自身的力量与担当，国民革命形势一度高涨，而资产阶级却在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等革命高潮中表现出其两面性和妥协性，国民党右派甚至加紧了对革命势力的非议与攻击。国民党高层的迟疑与退缩在第一次纪念巴黎公社的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按照会议筹备机关的安排，原本应出席活动的蒋介石、汪精卫、陈公博等人均未到场。1926年巴黎公社纪念日前后，蒋介石实则正在忙于精心炮制“中山舰事件”(三二○事件)，在国民革命阵营中分裂和排挤共产党人，其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暴露无遗，此举流露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势力背叛国民革命道路的端倪。中国共产党对巴黎公社彻底的革命精神的向往与宣扬和国民党的回避与退却泾渭分明，这是国共两党对巴黎公社认知的分殊使然，反之，这种认知差别对此后两党发展轨迹的影响不可小觑。 1920-1927年，中国共产党对巴黎公社的认知与传播，亦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过程。在阐释巴黎公社的基本历史经验到构建与中国革命紧密关联的话语体系中，认知者不断增多，行动者逐渐积聚。中国共产党将原先国人对巴黎公社的零星认知系统化，其内核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重塑巴黎公社的形象并使其中国化。大革命伊始，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各种纪念活动，适时将原先处于秘密或半公开状态下对巴黎公社的传播推至一个公开的政治广场，在广大工农群众中凝聚了对巴黎公社的集体认同感。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巴黎公社与中国革命的联系日益紧密，巴黎公社已然成为中共独立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象征与政治符号。在继起的苏维埃运动中，中共政治精英将这一蕴含深意的政治符号化为领导大众变革中国的有形力量。张太雷领导广州起义，建立了颇具象征意义的中国版巴黎公社——广州公社；毛泽东主政江西瑞金，正式开启了巴黎公社的中国化实践，构建了一个与国民党旧政权分庭抗礼的新型政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