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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研究机构和出版单位，因为种种特殊的人事因缘，往往收藏有近现代名人书札。近年来，这些原来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献也得到整理，陆续出版问世，以回应学术界、文化界对这些文献的需求。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庆祝建所六十周年，于2010年编辑出版了《近代名人书札》，2012年又编辑出版了《清代名人书札墨迹》和《民国名人书札墨迹》，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其中，《清代名人书札墨迹》是在《近代名人书札》的基础上增删而成，选目互有出入。2012年，由中华书局编辑部编辑的《中华书局藏徐悲鸿书札》，也在该局出版。 纵观新世纪以来书札文献整理与出版，可以发现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整理方式多种多样，可谓百花齐放，各有千秋。 最为常见的方式是彩色影印。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理书札文献，大多采用释录文字的方式，最多附录少量真迹影印件。即使有一些书札文献影印问世，但限于当时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时间一久，甚至连清晰度都难有保证，更谈不上保真。新世纪以来，很多书札文献影印出版，而且大多数采取彩印，色彩和清晰度都有了保证，其佳者几乎只下真迹一等。其次是释文标点。释录文字加以标点，可以极大地方便读者，提高史料使用的效率，但这么做，在把方便带给读者的同时，也把困难留给作者，对整理者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书札文献皆为手书，行草体随处可见，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书写风格与习惯也各有不同，因此，释录文字中稍有不慎，就不免白璧生瑕。如果碰上某些书札原件由于年久日深，而墨迹黯淡模糊，难度就各更大了。再次是编制作者小传，甚至介绍收信者的情况，然后再附列写信者人名索引。总体来说，彩色影印可以较好地发挥书札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而释文标点以及小传索引，则可以更好地发掘书札的史料价值。就影印质量而言，《复堂师友手札菁华》《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湖南省博物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南京大学藏近现代名人手迹选》等书皆有称赞。就释录文字来说，《清代名人书札》和《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六册做得比较好。就编制小传、索引而言，《湖南省图书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湖南省博物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等书都是两项齐备。 第二，整理出版的思路，经常围绕某一名人或者某地、某收藏单位而展开。 围绕某一名人的收藏，或者围绕某一名人本人及其师友的手札，进行收集、整理与出版，是最为有效、也是最为常见的思路。名人收藏书札与名人本人书札当然不同，因为本人书札既已寄出，一般不会在本人手里，但名人师友书札与名人收藏往往密切相关。例如上文提到的《汪康年师友书札》，最初就是汪康年的收藏。而早在1987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就出版过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这些书牍既是盛宣怀的收藏，又可以说是盛宣怀友朋书札。以名人为中心，名人及其师友书札，集中体现名人的交游，对于研究此名人的社会关系很有价值。而1999年，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又据上图所藏盛宣怀档案，编写了《盛宣怀档案名人手札选》，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如近年出版的《复堂师友手札菁华》，即是围绕谭献师友的书札，就集中反映了谭献的交游圈子，为研究谭献生平学术及晚清学术文化提供了重要史料。《梁启超致江庸书札》(江靖、汤志钧、马铭德校订，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郑观应档案名人手札》(上海图书馆、澳门图书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冒广生友朋书札》(上海博物馆图书馆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宋恕师友手札》(温州博物馆编，浙江摄影出版社，2011年)、《康有为往来书信集》(张荣华编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都属于此类。 围绕某地、某收藏单位来进行书札文献的整理，既可以体现地方特色，又可以集中整理收藏单位的特色收藏，容易着手，事半功倍。以湖南省图书馆和湖南省博物馆为例，其收藏书札中，湖湘人物之书札最多，最有特色，整理出版，既有显著的馆藏特色，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新世纪以来，各类图书馆对于整理出版馆藏手札的热情越来越高，成果层出不穷。除上文提到的出版物之外，还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特藏部整理的《清代名人手札汇编》(全十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李性忠主编的《浙江图书馆馆藏名人手札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浙江图书馆馆藏名人手札选(二)》(中华书局，2011年)，等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