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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牍书疏 历史面目(6)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兰州学刊》 程章灿 参加讨论

    作为写本文献,书札文献整理还有特殊的困难。《湖南图书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的编者在该书《前言》中说道:“与古籍线装书相比,书信整理有三难:一、字迹辨认难。书信为写信人信手书写,多为行草,文字难以辨认。二、收信人、写信人考证难。收信人书以字号,且多用通假,而古代往往存在多人同一字号的现象。写信人虽署本名,但不书姓氏,且二字之名则多仅书一字。因此著录写信人、收信人难免张冠李戴,或根本无法考证。三、多页书信排序难。若不将每封书信通读一遍并明白其中大概内容,则难以排列出各页书信的前后次序。因此,若无一定的书法知识、历史知识以及对地方人物相关事件较为广博的了解,要整理好馆藏书信确非易事。”斯言甚是。下面就以浅见所及,就上述三点各举一二例以说明之。
    首先,字迹辨认难。例如,《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上册第11页释沈泌致屈明府书,“春穀”误作“春报”,又莫名其妙地为“春报屈明府”加上书名号,艾俊川《对小莽苍苍斋藏札的几则E考证》已指出此点。③艾文未提到的还有,第11页“秀错”二字实为“郁错”之误释,第1023页“弟昌炽”应作“小弟昌炽”,第1135页“各伸”应作“各绅”。此外,“豆瓣读书”网友也发现了一些误释误点之例,皆可参据订正。《复堂师友手札菁华》只有卷前影印的钱基博所撰《题记》(钱基博口述,钱钟书代笔)附有释文,但也发现了几处错误,如第4页“秀士”应作“华士”;第5页“满员”应作“备员”,“欲使尽归于庸苶一道,同风在下者不敢有所作为”,应作“欲使尽归于庸苶,一道同风,在下者不致有所作为”。需要说明的是,钱钟书所书确作“不敢”,但核第716页原札,则作“不致”;第5页“不可厚非”、“销声灭迹”,核之第715-716页原札,则作“不可后非”、“销声匿迹”。《清代名人书札》也有一些误释,如第560页“米监”应作“米盐”,第606页“荷泽”应作“菏泽”,第609页“渐然”应作“渐就”,第627页“信念”应作“倍念”。另外,第580页“蚩蚩”二字应属上读乃通,第621页“事宜”应属下读,才构成骈对。
    其次,收信人、写信人考证难。写信人与收信人若无法确定,或者误定,不仅影响史料价值的阐发,也影响其书法艺术的考鉴。《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虽于此用力良多,仍有一些误判和阙疑。前引艾俊川文已指正多处,如上述第11页沈泌致屈明府书,实为沈泌致梅清书,又如第1134页“□鞠致王多绶”应作“黄鞠致徐渭仁”。《复堂师友手札菁华》中也有几通书札,写信人暂时无法考实。但上册目录第1页以及正文第3、4两页共四处出现“许时雨”,确系“薛时雨”之讹,这也许是出版社重编目录时不慎致误,因为正文第3页钱基博所撰小传称“薛先生名时雨,字慰农,号桑根老人,安徽全椒人”,显然并未弄错。同书下册第1213页又有薛时雨书札一通,二处应合并。又如,《笺素珍赏——国家图书馆藏近现代百位名人手札》第48-50页收有一笺,末署“承修再拜,六月十八日”,未标写信人姓氏。编者将其确定为邓承修。邓承修(1841-1892),宇铁香,号伯讷,广东惠阳人,历任刑部郎中、浙江道、江南道、云南道监察御史、鸿胪寺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著有《语冰阁奏疏》。但此笺底纹石刻文字“猗文阁致辞”,真正的写信人为陈承修,字淮生,福建闽县人,号猗文阁主。光绪三十四年(1908)恩赏工科举人,曾任北洋政府农商部司长,精鉴赏,收藏金石碑版书帖甚富。拙文《结古欢:晚清集古笺与石刻文献》曾论及此例,可参看。④
    再次,多页书信排序难。相对于前两点,这一点难度较低,不必多说。有时,多页书信散失,分在各处,也容易给整理者造成困扰。如《缪荃孙全集·艺风堂书札》第381页致徐坊第二书后一页“南图书馆大致无恙”以下误散别处,遂使整理者误认此为艺风堂佚札,而重出于本书第671-672页。与此相类似而难度更大的,是判断同一写信人致同一收信人多封书信之先后,按道理,这是应该按照写作先后次序编列的。如《清代名人书札》第三册收录张度致殷如璋书札十五通,所言皆为京郊放赈之事,而前后次序淆乱,如其中“之九”写作时间明显在“之六”前,“之十五”作于十五日,而“之十三”作于二十一日之后,也先后颠倒。
    在上述“三难”之外,其实还有一难,即甄辨真伪难。所谓真伪之辨,实际上包括两重含义,一是书札是否出自本人手笔,二是是否出自他人代笔。当年,北师大图书馆从琉璃厂购入一批清代名人书札时,启功先生“曾提醒书札中有些是代笔,研究时应当留心”(《清代名人书札·修订说明》)。这些代笔书札虽然不能当做署名人的书迹来看,却仍有一定史料价值。晚近文玩市场流转的乃至拍卖会上出现的书札,往往真伪掺杂,其中赝品亦有被收藏家购入并进而整理出版者,对此需要格外小心警惕,仔细甄辨,以免鱼目混珠,谬种流传。2006年,文物出版社曾出版高金宝《中国近代名贤书札》,此书所收书札问题甚多,已有学者撰文指出,此书非但体例不纯,而且书中赝品充斥,尤其值得我们注意。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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