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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学术进展，往往与新的文献史料发掘密切相关。书札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必定会对学术研究带来显著的促进作用。古代文人的日常书写、日常写作，他们政治生活、文化活动与日常生活的诸多细节，能够串联起诸多人物与事件，联接时空，发挥类似“毛细血管”的作用，使历史在宏大叙述之外，更多一份引人入胜的细腻与生动。未来，书札文献必定会受到更多人的重视，也一定会有更多新资源的发现与出版。下面就浅见所及，对做好书札文献的整理与出版，说几点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在观念认识上，要与时俱进，加强对书札文献的重视，努力挖掘搜集各公私机构的收藏资源，使各地珍藏的各种书札文献更多更好地公之于世。一方面，这需要研究者、出版者与收藏机构三方通力合作，提高整理者在文学、艺术、历史等方面的综合学术水平，提高书札文献出版的数量与质量。另一方面，要重视对现当代学人书札的整理与出版。这不仅有助于现当代中国学术史研究，也可以唤起年轻一代对中国书写传统的重视，有利于书札这一文化传统在21世纪的中国得到弘扬，传承久远。 第二，在资源搜集上，要开拓思路，注意多方向采集。除了公私收藏之外，拍卖场上有关书札文献的动向也值得注意。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的北京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其中就有一批书札，后编成《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201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现藏海外的书札文献资源，也值得介绍，引进出版。201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日本小川利康和中国作家止庵合编的《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就是一例。此外，某些重要的书札文献虽然已在港台出版，但印数不多，在大陆不易得见，仍有必要在大陆新版。例如，王汎森等编《傅斯年遗札》已经在台湾出版过，但印数有限，大陆学者不易看到，2014年，此书有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新版本，学界称便。台湾印过的《明清名人法书》(其中有不少书札)、《翁松禅手札》、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2010年印的《翰苑流芳：赖际熙太史藏近代名人手札》(彩图本，邹颖文编)，也都值得在大陆重版。另外，早先在大陆出版过、但早已绝版的书，如《张元济友朋书札》线装2册(张树年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也值得重印，或者重新整理，出一新版。以现在的学术资源与物质条件，新版肯定可以后来居上。 第三，在形式方法上，着眼不同的读者对象与不同的目的，可以多样化，初步整理与精细加工并行不悖。所谓初步整理，最基本的就是彩色影印与文字释录，再加小传与索引。最好是高清全彩影印，用纸力求精良。影印原件时，最好标注原件的尺寸，这是其作为文物的重要信息之一。将书札文献编入别集时，应该注明其原始出处，包括注明收藏机构或拍卖会的相关信息。所谓精细加工，或者是对书札文献的笺释考证，或者在初次整理基础上重新排列组合，围绕特定人物、地域、事件、主题或目的，重编出版。总体来说，书札整理的学术水准有待提高，书札出版的印制质量也有待讲究。 第四，在研究利用上，对书札文献展开多角度的综合的文化研究。文献史料角度、书法艺术角度以及笺纸文物角度，这三种视角可以相互结合，推陈出新。陈智超先生曾将其书信整理工作概括为“五认”：即认字(释文)、认人(写信人、收信人以及信中提到的人)、认时(写信时间和收信时间)、认地(写信地与收信地)、认事(信中内容)⑥，这实际上就是从文献史料角度研究书札的五个切入点。梁颖《说笺》(增订本，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则为从文化角度研究笺纸导夫先路，很有启发性。此外，围绕书札的物质生产、书仪或者书法风格、写信人与收信人之间的社交网络等，有很多学术议题可以开掘，潜力很大。 早在南北朝时期，著名学者颜之推就在《颜氏家训·杂艺篇》中说：“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他所强调的只是书写技艺对于个人形象塑造的意义。现在看来，古代书札文献不仅保存了古人的书写技艺，而且保存了古代文化的丰富信息，让我们恍如回到往昔的历史现场。从这一点上，正可以说，“尺牍书疏，历史面目”。对这类宝贵的文献，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也不可掉以轻心，我们有责任将其整理好，出版好，尽今人之心力，传古物于来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