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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德报怨”的得失 虽然蒋介石在日记中表露了他对抗战胜利的内心喜悦，但是，这种喜悦并未完全表现在他的公开言论中，相反，他在抗战胜利后的对日公开言论，却表现出一定的克制和收敛，态度基本是平和宽容的。 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在为日本投降发表的演讲中提出：“我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⑨过后，蒋介石在这里说的“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被称之为“以德报怨”，虽然蒋介石当时并无这样的表述，但是，他自己以后也认可了这样的说法。1946年3月21日，蒋介石接见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指示“对日本所持‘以德报怨’政策之要点”。⑩故此，“以德报怨”也可以被理解为蒋介石战后对日政策的基调。 与战后对日“以德报怨”政策的基调相对应，蒋介石在战后对日本的处置方面，基本采取了温和而低调的方略。在日本的国家体制方面，还在战争结束前，蒋介石即主张对于日本投降后的天皇处置和国体问题，“坚持由其国民自决，联合国不应干涉，以免造成中日两国历史上之遗憾也”。(11)战争结束后，蒋介石继续坚持这样的态度。实际上，保留天皇制可以说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时提出的唯一条件，而蒋介石的主张，正合日本的要求，战败的日本方面对此是满意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认为，这是蒋介石的“宽容”；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石原莞尔认为，这是蒋介石的“胜而不骄”。(12)或许，这也可以被理解为对日“以德报怨”。 关于战后对日“以德报怨”政策的评价，无论是当时还是过后，都不无争议。(13)因为“以德报怨”虽然具有道德的正义性，却未必能够使日本官民各界对于过往的多次入侵中国有深切的反思与忏悔，反之，还可能助长那些一向轻视中国的日本军人、政客的骄狂之心。当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由陆军副参谋长冷欣率领进驻南京，准备接受日军投降时，冈村宁次居然以冷欣的军衔不如他高为由，要冷欣先去见他，遭到冷欣的断然拒绝。(14)1945年10月13日，日本新任首相币原喜重郎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居然说：国民政府对中日战争亦应负责，因其不能阻止反日事件之发生也；又称中国事件与珍珠港事件完全无关。(15)可想而知，日本对于自己战败的原因，于美国是口服心也服，于中国则是口服心不服，甚而是心口都不服，于此观之，一国的对外政策实际具有内涵与外延的多方面意义，为政者需要综合内外情势慎重思而决策之。 蒋介石对于“以德报怨”似乎也有正反两方面的认识。一方面，他对“以德报怨”政策的成效颇为自得，曾经借日人和外人之口称赞这一政策的“伟大”。据蒋介石令下属编辑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记载，1946年7月31日，“日本东京读卖新闻发表社评，盛赞公人格及领导力量之伟大，并对中国人民于战事终止后不向在华日人实行报复一事，表示感谢。该社评系因国际法庭获得南京大屠杀案之各项证据，而蒋主席对中国人民仍发表宽待在华日人，以德报怨之主张，认为此乃现代史上最仁慈最文明之文告，并谓南京大屠杀案及日军在华之其他暴行，实开世界犯罪史之先例。而在华日人于战事结束后，竟能自中国平安遣返，实为蒋主席对其人民之伟大政治力量及英明领导之所致也。”(16)及至1949年，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借罗马“教庭”之口，“对余在日本投降时之博爱宽大之广播词，认为史无前例之伟大精神”；又借他人之口称：“在中日敌对抗战之中，而其一般人民尤其是神户西村旅馆主持，辟一间整洁幽室专挂总理与余之照相，奉如神明。西村对许(丙)面称，此位领袖不仅东亚所未见，实亦为世界所罕有，不能不特别崇奉云。”(17) 然在另一方面，蒋介石也认识到，日本上下在战后未必能够真正认识并忏悔自己所犯的罪行，这对战后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建立未必是有利的。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倭犯荒木(贞夫)竟以中日战争为西安事变、余为中共所逼成，此种诬蔑之来，可知倭寇军阀尚未有彻底悔罪之觉悟。……若不自反自强，其将何以成人，何以立国，应痛勉之。”(18)其实，这又与“以德报怨”政策在实施中体现的对日过分“宽大”是有联系的。据中国派驻东京盟军总部联络参谋的报告，日本报纸之评论“仅认定战事之失败，由于准备不充分，科学无进展，对于侵略政策之根本错误，未有丝毫觉悟与悔改。各报虽有主张中日亲善，但察其论调，仅认为目前不得已之政策”。(19)这份报告有相当的警示意义，日本舆论的论调反映的也是当时日本的内在实情。可以说，日本战败投降后，多数负有对外侵略责任的日本前政权官员，无论是否被列为战犯并接受审判，他们在当时和以后都从未在内心世界里真正认同败于中国，从而也不能从日本对华侵略的失败中汲取并接受必要的经验教训，为中日两国建立平等正常的国家关系留下了阴影。 应该说，与日本侵略者战时在中国烧杀抢掠的残暴政策相比较，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战后实行的对日政策，确实相当宽容与宽厚，而蒋介石之所以如此，在“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的说辞之外，当然也有实际的政治考虑。他希望以此尽可能平稳地处理日本投降问题，以免干扰他对战后中国其他紧迫问题尤其是国共关系问题的处理，同时他更希望在接收问题上得到在华日军的合作，尽量减少接收的阻力，更不能使日军因其处置而投向中共方面。而且，蒋介石也逐渐体会到美国对日处置与对德处置的不同立场和态度，并据此不断调整中国对日政策的实施重点。从这些角度观察，所谓“以德报怨”实际具有主动与被动、内与外等多方面的考量与含义。就其短期效应而言，“以德报怨”政策或可谓是成功的，然就其长期效用而言，仍有继续深入讨论的空间。 因为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中国实际放弃了不少原本是战胜国应有的权利。例如，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曾经对蒋介石表示，中国应为战后占领日本的“主体”，而蒋介石则提议，驻军日本“应由美国主持，如需要中国派兵协助亦可，但彼坚主由中国为主体，此其有深意存也，余亦未便明白表示可否也”。(20)及至抗战胜利，虽然美国基于当时的情势改变了原先由各国出兵共管日本的政策，但考虑到中国对日作战的巨大牺牲，仍然提请中国派兵参加对日本的占领与军管。而中国方面在已经准备派出部队赴日之后，蒋介石格于内外种种因素，最终还是放弃了出兵日本的机会(21)，也使中国不能在战后同盟国的对日管制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一份作用，体现自己作为战胜国的荣耀与尊严，诚为憾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