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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志焕，韩国仁川大学中国学术院教授，韩国 仁川406-772。 内容提要： 为确保抗日战争的物资供给，国民政府内迁至重庆后的首要任务便是动员上海的资本、工厂内迁。然而由于战时需求陡增，上海的纱厂获得了空前利润。此时内迁至环境恶劣的国统区违反了资本家的意愿，实现起来困难重重。后方地区生产设施短缺，加之战后沦陷区民众内迁，日本封锁内地经济，国统区棉制品需求激增，进而引起了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于是棉业统制成为国民政府战时经济统制的核心，通过农本局、平价购销处、物资局等机构推行统制政策，投放储备棉，欲藉此保障供给、平抑物价。然而资本家不仅不积极配合，反而勾结投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更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封锁，花纱布价格飙升，黑市猖獗，市场一片混乱，国民政府对棉业的控制流于失败。由此可见，抗战时期的国家权力和纺织资本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矛盾，从那时起，资本家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和协助就已经开始动摇。 关键词：棉业统制；农本局；物资局；平价购销处；何浩若；穆藕初 [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3-0159-09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以重庆为临时首都。自此，重庆作为国民政府指挥全民抗日的大本营，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经济方面看，由于丧失了关税、盐税、统税等主要税源，国民政府将间接税转为直接税，并发行公债，甚至试图将上海等沿海地区的资本及工厂设备转移到后方以确保生产、抵消赤字。另外，国民政府还通过实施经济统制政策来提高生产能力、控制物价，以期为抗日战争准备充分的物资。① 棉纺业作为骨干产业在当时的整个工业体系中占据着绝对重要的地位，它提供了当时最重要的军需品与民需品，纺织业的相关政策自然也就成为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②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抗战时期中国经济的研究非常匮乏，加之部分资料已在频繁的历史变迁中被损毁，参考文献极为不足，战时国民政府统制区域内棉纺业统制政策方面的文献就更如凤毛麟角。③而且在中国近代棉业史有关国民政府棉业统制政策的研究中，主要观点是强调其买办性、垄断性、封建性、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阻碍等。1980年代以后，有关民国史的研究，特别是民国经济史研究方面出现了新突破。许多传统观点受到挑战，新的研究倾向于关注国家政权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及国家资本的功能和评价。不少研究者提出国家资本虽然是反动的，但仍存在着进步的、积极的一面，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家资本对加强后方工农业及经济建设，进而加强抗战的物质基础方面起到了扶持作用。尽管如此，对于官僚资本、国家资本的性质和作用仍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1]本文即以国民政府农本局的政策为中心，研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棉业统制政策的内容和性质。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