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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农本局福生庄设立之初发挥着如下作用：在上海、武汉等地购入棉花、花纱布，并将其运至后方。待产品价格波动时随时出售，以调控价格。但是随着战争逐渐向内地深入、敌占领区不断扩大、日本战时物资统制进一步强化，福生庄调控市场的机能越来越弱。 在国统区，除了物资不足，商人的抢购和投机等也引起了物价的上涨。鉴于此，国民政府经济部1939年发布了《非常时期平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作办法》、《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办法》等法案，并成立了平价购销处，在农本局及福生庄的协助下推行经济政策，负责日用品的供给，以稳定日用品价格。平价购销处协同相关机关和纱厂算定生产成本、运送费用，并公示花纱布的价格范围，规定所有的产品需在价格范围内买卖，还规定纱厂、纱户等须申请营业许可证后方可从事交易活动。 1939年3月初，重庆市物价总体上涨了20％-40％，蒋介石下令必须及时遏制花纱布、五金等五种商品价格的上涨。[51]但是限价令出台以后，商人所持库存不投放市场，致使黑市交易猖獗。其交易价格比国民政府出台的限制价格高出10％-20％，并不断上涨，不久便达到了2倍之多。遏制物价政策的盲目实施反而促使了物价的上升。[52] 政府为平抑价格而将储备的棉制品大量投放市场，这却变成了商人们投机的对象，纱户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由原来的30多家增至200多家。虽然平价购销处停止发放营业许可证，纱户们仍与贪官相勾结以不法方式取得营业执照。限价令的出台使纱厂的利益受损，纱厂为了摆脱政府的管制和纱户勾结，以高于市价的价格交易，所得收益按四六或五五分成。在某些工厂，甚至有个别营销部职员瞒着经理、厂长偷偷地与纱户勾结，分得好处。[53] 1941年初，平价购销处登记重庆市所有的花纱布存量，积极调控市场，并于同年2月公布了花纱布的最高价格。虽然表面上市价趋于稳定，但是不久后，重庆以外其他区域的棉纱价格开始暴涨，黑市价格也随之上涨，最终无法控制。于是，花纱布不仅停止流入重庆，反而开始从重庆流向其他地区。[54]8月末棉纱价格的上限已经超过了1，500元，9月只得再次调整限价，却依然无法取得任何成效。[55] 限价令一公布，纱厂便尽可能捂而不售。棉纱的供给急剧减少，于是农本局便每天将必须供给市场的下限通报给各纱厂。但是，纱厂纷纷自行设立商业交易机构，重新购入所售商品后全部投放入黑市。[56]同时，纱厂为逃避高额赋税故意报低利润，或者为了夸大生产成本而准备两种账，一种对内，一种对外。[57] 重庆的纺织厂中拥有一万以上纱锭的纱厂有5家，其中豫丰纱厂和裕华纱厂均拥有超过3万以上纱锭，其设备占总量的60％，棉纱生产量占总产量的50％-60％，实际上处于垄断地位。两纱厂通过联合调整原棉的收购价格和棉纱、棉布的销售价格来获取巨大利润。当时重庆棉制品的价格实际上便由这两大纱厂操控。若两大纱厂几日不公示价格，10到15天不供应棉纱，市场上棉纱价格必定极度上涨。两厂也总是俟机销售以赚取高额利润。在此背景下，1940年重庆市棉布的价格每件为3，340元，1941年却已暴涨至1万元。[5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