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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两纱厂还联合操控棉花价格。豫丰纱厂的厂长潘仰山时任迁厂工厂联合会理事长，他规定纱厂须统一购买棉花，禁止个别采购。联合会有组织地在棉价大跌时采购的行为给棉农和棉花商以沉重打击。当时报纸也曾对重庆市棉制品的价格做过以下报道：纱厂现在已经储备了可供消费2年的棉花，生产成本没理由涨那么高，工人薪水涨到之前的2倍，棉纱价格却涨了20-30倍。[59] 综上，国民政府僵化的经济限制措施和纺织资本家的投机行为，导致统制政策毫无成效。 四、物资局的成立及棉纺业统制政策的加强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国民政府在第五届八中全会上决议调整和重组经济行政机构。[60]但收效甚微，至1941年末棉制品供给严重不足，花纱布的价格飙升，国民政府已无法对花纱布市场进行有效控制。1942年3月重庆的物价较之战前上涨了34倍，各级官僚和商人相互勾结，投机获取暴利，黑市更是日益猖獗，[61]棉花、棉纱、花纱布市场混乱不堪，已然是无法控制。1942年2月，蒋介石政府下令经济部成立物资局，负责监管后方的棉花、棉纱、花纱布市场，并任命农本局负责人何浩若为物资局局长。 经济部物资局的主要职责包括：监督物资供给，监管棉制品的改善、登记、分配、统计、供给、运输，平抑物价，遏制通货膨胀，管理市场，减少与防止抢购、投机现象。由于花纱布是军民必不可少的物资，经济部派专员到各纱厂和主要区域监督和协助花纱布生产。[62]物资局设立之后，农本局亦进行重组，穆藕初被任命为局长。 物资局于1942年2月1日正式成立，2月4日何浩若便召集四大纱厂负责人潘仰山、苏汰余、章剑慧、箫伦豫等部署强调：“当前后方要务乃安定人民生活，动员人力、物力支援前线抗战，管制花纱布是物资总动员的重要一环”[63]，明确宣布花纱布统制是为抗战稳固物质基础。可以看出，国民政府认为以往棉业统制政策的失败是源于棉业资本家的投机和抢购等不当行为，物资局的设立正是为了积极应对这些问题。何浩若就任后在农本局发行的《农本月刊》中提到： 物资局的任务是：促进生产，统筹分配，规范消费。但是更紧要的任务是管理那些对国家无益却只会中饱私囊的商人。物资局会采用过激手段没收商人财产吗?答案是否定的。物资局的任务是劝告商人，发动他们的爱国心以顺从物资局的管理，让他们在规定价格范围内出售商品，说服他们给工业领域投入资本，或者劝告他们去敌人占领区购买物资来充足后方的物资。[64] 何浩若表示要“奖励生产，平抑物价”，“以花控纱，以纱控布，以布控价”。[65]1942年2月14日，国民政府颁布《统筹棉纱平价供销办法》和《物资局对于直接用户请购棉纱暂行供应办法》以稳定棉纱价格。豫丰、豫华、申新、沙市、合川豫丰分厂的所有产品由物资局下属的农本局购买，物资局派遣专员监督生产。另外，1941年7月撤销福生庄，任农本局总经理的穆藕初直接掌管棉花的采购和运输，而且对手工生产土布的棉户，农本局以借贷方式供给棉纱、提供原料，并负责购买成品转卖。[6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