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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本局成立与棉业统制政策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便开始对棉业进行全面统制。随着战争的全面展开，战争基础物资充裕与否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而棉纺业作为供应基本军需和民需的产业，成为国民政府统制经济的重中之重。其经济统制的目的就像蒋介石在对国民谈话中提到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提高抗战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得不实施国民总动员及经济统制”。[41]基础物资生产在提高抗战力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国民政府棉业统制政策开始实施是在七七事变前后。1937年9月8日国民政府军政部向各纱厂发送电文，下达了筹措军需品等指示。主要内容如下：“一，各纱厂尽量制造16磅布，14磅粗布及其他军用纱布，有余力时可供给民用。二，各纱布厂应努力招收敌区工人，增加生产量，并将每月最低生产额报部备查。三，布价由各厂选派代表，或由纺织业公会推选代表，携带样品来本部，与军需署直接洽定，以昭划一。四，各纱布厂运输物资，政府将充分予以便利”。[42] 事实上，国民政府设立农本局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实施战时棉业统制。⑤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1936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就商讨了农本局组织条例。后经修改审定，农本局章程于16日正式通过，共计19条。9月，农本局作为实业部的下设机构正式成立。农本局章程的第一条规定：“农本局以复兴农村发展为目标，负责调整农产运销、流通农村资金，将实业部与各银行进行联合。”[43]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民需要的资金主要依赖私人资本、高利贷、当铺、钱庄等，条件苛刻、利率极高。据资料记载，当时向农民放贷的包括高利贷业主、地主、富农、商人等个人，以及当铺、钱庄等金融机构。大体上，前者占2/3，后者占1/3。[44] 农本局创立之初的主要业务是通过建设“农业金库网”，直接贷款给种植棉花等主要经济作物的耕种者。[45]其在行政上虽隶属实业部，实际政策方针则由农本局理事会决定。理事会作为其最高管理组织，是由实业部长、财政部长、铁道部长、交通部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实业部农业司长、中央农业实验所长、上海商品检验局长及银行家等23人组成。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担任理事长一职，何廉担任总经理负责实务，总经理下设两名协理。总局设在首都，在各省市县设立分局，派遣专门委员负责处理相关业务。[46]农本局设立时的总资本为6，000万，其中3，000万由政府每年拨款600万，分5年付清，剩余的3，000万由各银行筹备。[47] 农本局最初的管理区域是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省，之后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1938年随国民政府迁移至重庆。迁至重庆以后，国民政府将实业部更名为经济部，同时农本局拨款1，000万成立下属法人福生庄，负责处理棉花、棉纱布等相关业务。农本局的主要业务之一是购买上海等地的棉花、棉纱、花纱布，调控大后方的棉纱布价格。[48]福生庄本部设在重庆，并在陕西、湖南、湖北、浙江、广东、四川、桂林、上海、香港等地设立分支，负责棉花、棉纱、花纱布的购买、运送、销售等业务。[49]1939年到1941年三年间，福生庄购入的棉花共计584，808担，棉纱11，170件，土纱7，090担，机器制棉布32，580匹，土布308，942匹，销售棉花共计453，166担，棉纱10，965件，花纱布123，848匹。[5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