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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局通过以下方法敲定纱厂的销售价格：各纱厂计算出生产成本呈交物资局，物资局派遣专员亲自去纱厂比对，删除不真实的成本构成，计算出各纱厂成本的平均值并加上20％的利润便为纱厂的销售价格。这个价格要上报给物资局，物资局再召集经济会议秘书处、农本局、社会局等有关机关及各纱厂负责人召开会议，对此价格进行提议、评定，最终经经济部批准后方可公告、实施。第一次价格评定于1942年2月15日实施，指定价格为：20支纱每件6，900元，16支纱每件6，400元，10支纱每件5，600元。当时农本局所定棉花公示价格是每市担387.5元(中级棉花标准)，然而黑市价格已经达到650元。[67]生产成本已远超政府规定的棉纱销售价格，这激起了纱厂方面的强烈不满。8月1日国民政府再次实施价格评定：规定20支纱每件8，580元，16支纱每件7，720元，10支纱每件6，860元。[68]可是此次调整并未影响市场的实际价格，亦未减缓棉业资本家的不满情绪。 有鉴于此，10月末国民政府召开参政会，豫华纱厂的苏汰余联络各纱厂和一些有交情的参议员，希望说服政府改善棉纱布的管制方法，合理核定棉纱的销售价格。参政会期间，物资局局长何浩若召集各纱厂代表商议棉纱价格问题，并宣布将再次调整棉纱价格。 11月1日，蒋介石亲自主持国家总动员会议，展开了针对棉纱销售公示价格的讨论。蒋介石听取何浩若的意见后表示“纱价可以调整，但不要超过50％”，所以，原计划将20支棉纱的价格从原来的8，580元调整到14，500元，但按照蒋介石的“不要超过50％”的意见，最终核定20支纱每件12，500元，16支纱11，250元，10支纱10，000元。[69] 即便如此，纺织资本家依然要求棉制品价格市场化。对此，农本局穆藕初表示：“各纱厂巧假名义，唯利是图，要求棉纱加价，实属不当”。[70]通过此话可以看出农本局及国民政府对价格市场化问题的态度。 实际上，各纱厂也在联合应对国民政府物资局的政策。首先，他们组织会餐，会面时对比各纱厂生产成本，如某个纱厂呈报的成本特别低，其他纱厂便要求其提高数值。因此，各纱厂上交给政府的生产成本存在很多虚假数据，并且各项费用亦被夸大。虚记生产成本的主要方式有：虚报工人人数，夸大机器消耗，虚报用棉数量及其他杂项费用，少报生产量等。⑥ 另一方面，物资局对棉制品的管制仅限于棉纱，对棉花和棉布并无管制。农本局当初对纱厂承诺纱厂消费的原棉按标价供给，可是因为原料不足，加之从国外进口棉花困难重重，承诺并未兑现。虽然各纱厂从工矿调整处等有关机关也可以获得少量供给，但是大部分的棉花都不得不从黑市买入。[71]从这一点看，棉纺业的反抗并非无理取闹，而是具有妥当证据的。基于上述理由，各纱厂从银行大量借入资金，尽可能多地买入棉花、重要机器、油类等。银行的利率虽然高昂，可依然低于物价的上升，加之货币日益贬值，纱厂这样做不仅可以保存资产价值，还可以取得高额利润。[7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