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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国民政府的经济统制政策的具体内容及评价可参见以下文献：刘殿君《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统制》，载《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3期；陈雷《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统制》，载《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1期；郑会欣《统制经济与国营贸易》，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方学英《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统制经济政策的影响》，载《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②1933年纺织工业在中国的工业体系中占据着绝对的比重。从工厂数量来看，2345个中占据了821个，约35.0％；在资本额方面，406，872(千元)中占据了166，828(千元)，约41％；劳动者数量方面，500，233人中占308，678人，约61.7％；产品销售额方面，1，113，974(千元)中占据483，585(千元)，约43.4％。参见岡部利良《舊中國の紡績勞動硏究》，九州大学出版会，1992年，3页。 ③抗战时期中国棉纺业方面的研究可列举如下：陈昌智《抗战时期的重庆机器棉纺织工业》，载《重庆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陈昌智《旧中国重庆机器棉纺织工业发展初探》，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4期；李先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花纱布的管制述论》，载《贵州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菊池一隆《農本局の成立とその役割》，载《大分縣立藝術短大硏究紀要》第21卷，1983年。 ④关于农本局的研究专著只有菊池一隆的《農本局の成立とその役割》。另外还有以下相关史料：农本局刊行的《农本月刊》；1949年以前日本作为内部资料刊行的《國府の農村政策と農本局の役割》，中国通信社，1937年；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国民政府实业部农本局》，1939年。另外，在中国出版的《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中的载文《何廉与农本局》，《穆藕初与经济部农本局》，《农本局撤销改组的内幕》等均是对农本局的回顾性史料。 ⑤农本局是少数“学者从政”的典型机构，实际上掌控农本局运作的大部分人是与国民政府或党派没有直接关系的人，掌握实务的多是学者出身。王文钧：《何廉与农本局》，《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4辑，参考124页-127页。 ⑥“因为限制价格与黑市价格存在2倍以上的差异，奸商们低价购买高价出售价格暴涨。厂家虚假报告生产量将产品大量投入黑市。”毕相辉：《棉市管制之重心在布市》，《农本月刊》第57期，1942年2月，1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