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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的经济虽然也有所发展，但依然无法满足新流入人口的需求。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迁至重庆，沦陷区民众也纷纷迁至后方，国统区的人口达到了2亿5000万，再加上4，500万军人，如此庞大的人群导致对棉制品的需求激增。抗战前国民每人每年消费的棉布有10平方码，然而抗战后大后方每人平均只有2平方码。1940年国统区的棉纱生产量仅有3万捆，后虽有所增加，但产量最多的1943年也不过11万7，000捆。[22]以1943年为例，后方的棉纱、棉布的需求量和生产量的数值如下：[23] 最低需要量：棉纱-700(千件)，棉布-25，000(千匹) 最高需要量：棉纱-1，600(千件)，棉布-55，000(千匹) 平均需要量：棉纱-1，150(千件)，棉布-40，000(千匹) 而实际生产数量如下： 最低生产量：棉纱-370(千件)，棉布-10，500(千匹) 最高生产量：棉纱-550(千件)，棉布-12，425(千匹) 平均生产量：棉纱-460(千件)，棉布-11，463(千匹) 如此严重的供需不平衡必然导致国统区棉制品的价格上涨。而上海和后方的价格差成为上海纺织工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战争爆发后，日本封锁了沿海地区的交通，海外进口商品的流通通道被阻断致使后方各种商品都不足，这必然致使物价急涨。而为了获得商业利益，上海等沦陷区的商品开始大量涌入国统区。下表为当时两地商品的价格比较。  “跟战争爆发前的1937年6月比，1939年4月的棉花价格上涨为原价的1.3倍，棉纱上涨为2.2倍，1940年5月足足上涨为原来的5.7倍，出现了棉业发展的好时期。”[24]下面的引文也反映了当时上海纺织品流入国统区的情况：“从上海日商纱厂棉纱的销路来看，虽然有一部分出口到南洋地区，但大部分是售予中国消费者的，内地非占领区占了市场的大部。虽然没有准确的地域和数量统计，但是这种情况已被当时人们看作理所当然，怀疑和询问反而是反常。”[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