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次，后方地区的经济环境比上海恶劣许多。例如，某纺织资本家指出：“第一，战事频繁，交通被封锁，致使无法运输，而且还有被轰炸的危险。第二，即使搬运了机器设备也难以找到适合销售的地区，虽然有政府的资助，但是单运输费用一项就要耗费巨大。第三，上海的工厂大部分都是依赖电力运转，移往内地以后由于电力不足，设备的运转也可能发生问题。”[16] 永安纺织公司的刘鸿生批评国民政府的迁厂计划欠妥当，就如同将鱼放入枯井，绝其生路。而刘鸿生主张开设自由商港，即将长江下流的芜湖地区开辟为自由通商区域，把上海的大工厂都迁移至此。这个区域地势险要，国民政府可以武力进行防御，以便诸厂进行生产活动。[17]但是面对日本的侵略，建立自由商港的设想，是国民政府所力不能及者，况且此种想法有可能成为各厂回避迁厂的幌子，因此并未公布于外。 参与迁厂的黄绍竑也指出：“规模较大的厂家，其生产和销售都不仅仅局限于一省或一县。工厂需要的原料或燃料有可能从外省或外国买入，产品也同样可能销往国外。更何况，内地也很难招到熟练工。”[18]由此可见，相当多的资本家对国民政府的迁厂政策心存不满。不能否认，资本家这种利益至上的态度在现实中对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实施造成了阻碍，成为保证抗战物资基础建设的不利因素。 二、日本对大后方棉制品需求的应对 上海地区作为中国纺织工业的中心，其产量占据了全国总产量的大部分。抗战前的1936年，中国有65家纱厂分布于上海地区，占全国142家的46％，保有精纺机的54％，捻丝机的85％，纺织机的54％。[19]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政府虽然制定了迁厂计划，但是大部分纺织资本家并没有积极合作，反而有其他地区的纺织工厂搬至安全且经营环境良好的上海地区。因此，抗日战争爆发后，虽然上海纺织工业的棉制品生产指数曾一度下降，但随着政局的安定，工厂的产量不仅恢复到战前水平，反而超出当初的生产量，出现了畸形的繁荣。上海这种战争环境中出现的畸形繁荣后被称为“孤岛繁荣”，其持续时间从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开始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约计4年4个月。 这时期的经济繁荣通过上海的贸易量也可见一斑。抗日战争爆发一年间上海的贸易额确有衰退，而后又快速恢复过来。1939年已经超出战前水平，并在中国整体贸易量中占据了巨大的比重，占全部出口额的57％，进口额的45％。[20]依靠中国资本新增设的大型纱厂就有合丰纱厂，荣丰纱厂，安达纱厂，信和纱厂，保丰纱厂，新生纱厂，德丰纱厂，中纺一、二厂，广勤纱厂，丽新纱厂，公允纱厂等12家。至1940年，上海纺织业的总生产量达到顶峰，棉纱总生产额达到234，746，560元，棉布总生产额达到136，234，520元。[21]与此相伴，上海棉纺织业的设备保有量也大幅增加，从下表中可略见一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