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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查，1940年贵州、云南、四川等后方地区的市面上到处可见日本商品，内地商品约80％是由上海流入的。[26]当时上海物价上涨率超过了日本，致使大量的日本商品进入上海，这其中60％以上又被分散至中国各地。[27]从外国进入香港的物资也会流入上海，再从上海经江苏、浙江陆运到内地。或是经海路运送到宁波、温州、福州、泉州等港口，再从这里用货车或驴车等搬运至浙赣铁路，由铁路经衡阳转湘桂铁路运至桂林、昆明、重庆等内地城市。除此之外，还有部分货物从上海运至越南，再经滇越铁路送至昆明。[28]可以说，香港和上海是国外物资流入内地的两大中心。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但每年有十多亿元的棉制品、医药品等由上海进入重庆。[29] 除了以香港和上海为中心的物资运输路线外，滇缅公路、西北地区与苏联间的道路也成为重庆国民政府接收外运物资的重要通道。西北路线主要承担了军备运送，而滇缅路、滇越路则成为外国商品进入内地的通道。综上所述，可以说，以上海和香港为中心的港口路线、滇缅公路、滇越公路、西北通道等四条路线是最具代表的援蒋路线。[30] 随着战争的长期展开，日本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就是如何切断国民政府的物资运送路线。因此日本逐渐加强对重庆国民政府的经济封锁，对中国境内的物资流通也进行了全面统制，尤其是严格管制从上海等租界区向重庆等国民政府统治区的物资运送。日本政府规定，从1938年10月26日起，将对上海等占领区流入国统区的工业品、机械等物资进行管制。[31]并且，为切断承担了物资流通量30％的广西公路，日本政府于1939年10月发动了南宁战争，并于1940年1月占领该区域。但因未达到预期结果，1940年6月，日方又加强了对各海岸、边境的监视，彻底统制物资流通，甚至封锁了从广西省绕道越南到达内地的通道。[32] 1941年6月23日，汪伪政府汪精卫和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日华共同声明》，双方就更积极地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经济封锁达成一致。日本国内舆论表示：“对重庆的军事作战不会停止，但若不管制占领区域内的物资流通，让所有的物资无限量地流入重庆方面的话，反而会利于敌方。因此，只要重庆抗日阵营一天存在，我方对物资流通的统制就要强力、持续地执行。”[33] 8月28日汪伪政府财政部长周佛海发表的《长江下流地带物资统制暂行调整纲要》明确规定：“物资流通的统制对象是从上海流入重庆国民政府物资”。[34]他认为，封锁国统区物资流入，既可以确保上海等地的经济安定，又可以削弱重庆国民政府的战斗力。[35] 1942年12月21日，第9次日本御战会议召开，提出《对中处理根本方针》。22日，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强调说，“应倾尽全力对敌封锁，并防止占领地域的物资流入敌统治区内”。[36] 从1940年春天开始，日本的物资统制政策更彻底了。各地的棉纱价格开始暴涨，重庆地区尤为明显。1940年3月，一件棉纱的价格接近3，000元，跟之前308元的价格相比涨了近10倍。[37]重庆的批发价格指数，假定1937年是100，1939年8月，粮食批发价格指数已经上涨到117.5，而服装类批发价格指数基本达到了360.7。[38]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与依靠当地供应的粮食相比，依靠外地供给的服装、电、燃料、金属的价格上涨幅度更高。这正是物资运输线路被切断的结果。穆藕初对棉制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做过分析：“后方的棉纱布大部分依赖上海生产供给，而日本对这类产品流通的管制是其价格上涨的原因”。[39]实际上，1940年的统计显示，后方地区棉织品的短缺量为：棉花581，632市担，棉纱125，591包，棉布4，012，705匹，如果不及时补充将会造成严重后果。[4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