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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日处置中的利用日军 抗战胜利后，在“以德报怨”方略的大背景之下，蒋介石对在华日军的具体处置，首先着重于利用，以求得对国民党接收最有利的结果。 1945年8月10日，蒋介石在得知日本已经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情报之后，立即召集部下会商，指示应警告各辖区以内敌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22)这项指示实际明确表明，蒋介石的意图首先是利用日军，稳住并确保全面接收日占区，不使其落入中共之手，便于国民党在战后不可避免的国共争夺中占据优势地位。所以，蒋介石指示负责接收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日军“如对非指定之部队而擅自向其投降或让防……得由陆军总司令下令以武力制裁之”。(23)何应钦因此命令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绝对不得将行政机关移交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行政官吏或代表人员”。(24)蒋介石还特别对前往参加接收的邵毓麟、张廷孟“授以对日军之方针与意旨”。(25) 由于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主体偏处西南，因此只能在部署受降时，“不先占领敌军指挥机关”，而是暂时保持其建制，利用其力量控制要点要线，等待接收部队的到达。(26)在北方尤其如此。当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被中共军队占领后，何应钦即致电冈村宁次，要求其“立即查明张家口究被何项部队占领，如果属实，贵官及当地日军长官应负其责。”冈村宁次在复文中表示，此种行动为苏、蒙军所为，“我方难于现地处理，故有必要时，作为贵方之要求事项，请中央作为联合国全般之问题，向苏联国方面接洽处理。”(27)对于河北、山东两省的接收，何应钦特别命令冈村宁次：“查河北山东两省因指定接收部队尚未到达，土匪乘机蜂起，势益猖獗。着该两省境内日军暂缓集中，仍应保持以前态势，负责巩固要点要线，恢复铁道交通，并维持地方秩序。俟各该区内指定接收部队全部到达，就日军态势逐次接防，逐次缴械。”对于北平日军准备撤出城外的举动，何应钦令冈村宁次转令前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根本博“严密注意，并对北平之治安及华北各要地与重要城镇及交通线等，在孙长官连仲之部队未到达及正式接收以前，务须确保，并维护地方秩序为要。”(28)在山西，阎锡山因为兵力不足，索性大规模利用日军，“皆依赖日军护路”，“且皆凭日军为之固守也。”(29)据统计，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到1946年1月10日国共发布停战令，华北日军为固守原防而死伤失踪的人数高达9000人，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侵占东北全境不过死伤1200人。(30)于此可知，在华日军对于国民党接收的合作，绝不仅仅是言语的表示，而是付出不少死伤代价的实际行动。 因为在华日军对国民党接收的合作态度，除了少数地区的日军对于投降有所抗拒之外(31)，关内日军基本向国民党方面投降。据统计，仅仅是军事装备，国方接收的总数为：步枪685897支，手枪56698支，轻重机枪30961挺，各种炮12446门，步机枪弹10899万发，炮弹207万发，装甲战车456辆，卡车14964辆，马73886匹，飞机1068架，船舶514艘7.7万吨。(32)此外，还有数目巨大、多达数亿美元的民用资财也被国方接收。这是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历经战争的艰难困苦和惨重牺牲之后，理应获得的胜利果实，不过在战后国共争夺的背景下，这样数额巨大的军用和民用资财落到对立双方的一方手中，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蒋介石因“以德报怨”而从战败日本得到的一笔巨额“见面礼”。对此，蒋介石是非常满意的。在其年度总结中，他不惜笔墨写到日本投降与国方接收的意义： “受降工作被共匪之阻碍及其争取敌俘与敌械之争执，实为不测之事变，但最后仍能如计进行，完成受降要务。除少数敌俘为其宣传在华受欺骗，被其诱惑利用外，其他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之敌俘可说顺利降伏，如数遣还……此实为战后最大、最难之问题。” “共匪争取受降与收械时期之险象百出，迄今思之犹觉寒心。如果当时日俘、日械果为共匪所收获，或被其收获三分之一之数，则其为患亦不堪设想。彼匪最初争取之声势浩大，极其狰狞之色。然而最后卒一无所获，此实由于去年八月间敌军宣布投降之日，余即对敌伪军队发表宽大不究之通令，使敌伪知感而安心，而乃不为奸匪煽惑，有以致之。如许二百余万之敌伪军队几乎未有一小部队为匪所收编，亦可云奇矣。此虽平时之威信所致，然非精诚所感，亦决不能至此也。”(33) 为了体现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并获得在华日军在接收时的合作，国民党对于在华投降的日本军队采取了一系列比较宽容的政策。例如，不称投降日军为“战俘”而称“徒手官兵”；保持他们原有的部队指挥体系，集中于各地设立的集中营内，由各战区设立的战俘管理处集中管理，接受清算军国主义与和平民主精神的教育，并从事一定的体力劳动，等待最终遣返；原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各战区日军司令部相应改称该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负责执行中国战区陆军总部及各战区接收机关的命令；等等。(34)在接收基本完成后，在华日军被纳入日俘日侨的遣返，自中国内地至集中地各港口的运输由中国承担，自集中地港口至日本的运输由美国第七舰队和日本航运管理处负责。(35)到1946年底大规模遣返完成时，自中国遣返的日俘日侨总数达到近300万人(36)，整个过程比较顺利，而且允许日俘日侨随身携带一定数量的生活用品回日，日本方面也是基本满意的。据谷正纲告蒋介石，“此次接收，京沪并未出任何变故，皆能顺利完成，尤其是敌国侨民毫未受侮辱行动，更为感激”。(37)蒋介石为此写道： “日俘军民共有三百万之众，且有教育有组织几乎遍布于全国，此为胜利以后最大之问题，如不能迅速遣回与处置，则社会治安之问题固甚严重，而为共党宣传与勾结，投入匪区被匪利用，以祸乱国家危害政府之殷忧贻患将不可胜数矣。美国协助我遣送日俘，至七月间，关内之日俘几乎完成其所预定之遣送计划。美国此一行动，不仅有益于我国计而且对我民生之补助亦复不少。此一协助实远出于共同作战时武器训练之补充也。此乃一般人所不注意之大事。若其不予协助，则虽延长三年之久，亦决不能完成此一任务也。应特志之。”(38) 不仅如此，为了即将到来的国共内战的需要，蒋介石还注重利用并运用投降日军将领的军事能力和日本技术人员的专业技能为其服务。1945年12月17日和23日，蒋介石在巡视北平期间，召见前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根本博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并记根本博“其人似粗而拙，余以正言告之，并善意劝勉，勿使其难堪也。”(39)他还在日记中多次记载了对于日本技术人员的调查和需要，“专找日本飞机制造与陆大学员及各种管理人才，设立机械学校、管教学校、参谋或国防研究院”，以及利用日本专业军人如宪兵军官的可行性。(40)蒋的做法使“美国对我利用日本技术人员表示疑虑”(41)，故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对日俘方针，必须先遣送其全部返日以后，如要雇用其技术人员，则可再设法雇其来华，切勿利用其一时在华之便，而致将来杂居不清也。”(4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