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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朝光:抗战胜利的喜悦与对日处置的纠结(6)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抗日战争研究》(京)20 汪朝光 参加讨论

    六、余论:纠结双面的蒋介石战后对日处置
    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蒋介石的战后对日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及至1949年,当蒋介石被迫辞职下野,部署撤离大陆、退保台湾时,日本已经从昔日的敌人一变而为可以合作的伙伴。1949年1月31日,辞职后的蒋介石提出“对日联系之进行”。其后他又总结外交经验,认为“我国外交应以印度与日本之联系亲善为惟一之根本政策也”,并在与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谈工作时,嘱其考虑“对日联络计划”。(75)7月,蒋介石令张群牵头,准备“运用日本技术人员之方策”,并以浙江、福建沿海的舟山、金门、平潭、玉环为日本技术人员的收容地点。8月底,“聘雇日人组训方案已着手实施”。(76)9月2日,蒋介石在准备次日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四周年纪念文告的同时,“与日人根本博谈话,讨论组织反共义勇军事”。(77)昔日败军将,今日座上宾,抗日胜利纪念文告的草拟和利用前日军侵华将领反共发生在同一日同一人之手,怎不令人感慨系之!此于蒋介石或可谓形势比人强,是他为维持自家政权生存而剑出“偏锋”,却又为其后中日关系的长远未来不能不留下一定的负面影响。
    综观战后蒋介石的对日处置,或许可以体会其双面性的特质。一方面,对于中国历经多年艰苦抗战而获得最后的彻底的胜利,对于中国终于摆脱了近代以来日本所给予的无所不在的侵略压迫,无论是作为国家领袖,还是作为亲历其事的中国人之一分子,尽其为政和个人的责任,蒋介石都有理由感到莫大的喜悦与欢欣,而这种喜悦与欢欣,与同时代中国人的共同感受是同步的、一致的。另一方面,蒋介石对于战后中国的走向和未来,又有他自己的思虑与担忧,他自我感觉对于维持国民党政权负有至重的责任,而要做到这一点,不在即将来临的国共对垒中败北,获得投降日军的合作,顺利接收日军占据的广大地盘、军械与资源,又是必须的,甚而在某个特定时间段中,于蒋介石是头等重要的。因此,蒋介石提出对日“以德报怨”及其在现实中的种种作为,除去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不念旧恶”、“与人为善”等等可以理解的合理性因素之外,现实考量仍然居于重要的地位,也不无私心自用之举。蒋介石确实因此而得到了投降日军的通力合作,但也为此而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诸如在审判日本战犯中的轻纵,不能使日本真正从其战败投降中汲取必要的教训,甚而使部分日人虽然投降却仍保有轻华侮华之心,等等。这又与同时代中国人的感受未必那么同步和一致,并且影响到其后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蒋介石的战后对日处置,由此表现出显然的双面性特质,后人亦可从中感受其矛盾纠结的方面(78),而这又是与当时中国的政治与全盘情势发展密切相关的。历史已然逝去,回望过去,观照当下,我们如何在具体的历史场域中,评价那段历史以及历史中的个人,而不局限于简单的“对”与“错”,“是”与“非”,其实仍然值得深长思之。
    注释:
    ①战后对日处置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既有对外也有对内关系,既有外交也有内政问题,本文主要涉及国内对日处置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内容,如“以德报怨”政策、日军处置和战犯审判,其他内外两方面的对日处置,诸如对日管制、战时损失调查、对日索赔、远东委员会的工作等方面,限于篇幅而不赘。
    ②《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9月2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同。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后,蒋介石开始在每天日记的起始处写下“雪耻”两字,几无中断,故其称“雪耻的日志不下十五年”。
    ③《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9月3日。
    ④《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9月9日、15日。
    ⑤《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12月11日。
    ⑥《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12月17日。
    ⑦《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12月31日。
    ⑧《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8月2日、11日、30日,9月3日、4日。
    ⑨《抗战胜利后重要文告》,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部1945年编印,第3页。
    ⑩叶健青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5册,台北,“国史馆”2012年版,第136页。
    (11)《蒋介石日记》(手稿),1943年11月23日,1944年11月8日。
    (12)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338页。
    (13)关于“以德报怨”政策的由来及其解读,学界已多有研究,本文只论及蒋介石与此之关系及其评价的问题,而不论其诸多方面。请参阅相关研究。
    (14)冷欣:《从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27页。
    (15)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546页。唐在记述此事时说:可见日人至死犹图狡赖,至为可恨。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前往芷江洽降时,绝口不提“投降”、“战败”,而只说“停战”,甚至说什么“日本陆军还有三百多万,在中国也有一百零九万,假使不是受空军和海军的影响,他们最少还可以硬打三年”。(严问天等编:《南京受降记》,四人出版社1945年版,第124—125页)从中暴露出日本军人不甘失败的普遍的狂妄心理,而“以德报怨”或正助长了这样的狂妄之心。
    (16)叶健青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6册,“国史馆”2012年版,第460—461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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