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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侯中军，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6 【内容提要】 “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签订是北京政府内政与外交政策结合的产物，外交方针的背后有深刻的国内政治背景。出兵西伯利亚是北京政府困境中的主动作为，目的在于争取外交上的主动及战后和会上较有利的地位。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签订后，日本政府并未邀请北京政府参与筹划中的出兵西伯利亚的计划，甚至予以阻挠。日本擅自出兵满洲里，随意解释中日军事协定，这些事实均表明，签订协定只不过是日本借以扩大在华侵略利益，控制北京政府的既定策略。 【关 键 词】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相比于中国参战决策的研究成果，学界对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研究甚少，无论是出兵的决议过程，还是出兵经过，许多问题远未澄清①，对这次出兵的评价，则主要是批评的声音②。虽然有研究指出不应一概否定北京政府的出兵政策，但却以两分法对其简单评价，认为既有屈从帝国主义列强的一面，又有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一面③。更多的研究是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以日、美矛盾而展开的，这些研究对于从背景上理解中国出兵西伯利亚的政策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但真正解决问题还需从北京政府本身的外交政策出发，这正是本文立题所在。 在以往的研究中，凡论及中国出兵西伯利亚，必与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相关联，似乎通过签订防敌协定使中国出兵西伯利亚是日本的既定阴谋，一旦中国与日本订立这个协定，必将跟随日本一起出兵。这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呢？中国国内各界声势浩大的反对中日订立军事协定的浪潮，是否就是反对中国出兵西伯利亚？本文以当时的相关档案再现出兵西伯利亚与中日防敌协定之间的关联。 出兵西伯利亚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对中国而言，除出兵海参崴外，还包括出兵中东路和外蒙古，而后者主要是在中国境内进行。限于篇幅，本文无意对中国出兵西伯利亚的过程及经过做详细的研究，如此庞大的课题亦绝非一篇论文所能完成。本文意在通过分析北京政府与日本订立共同防敌协定前后的外交方针与实践，探究中国出兵西伯利亚的历史真相。 一以防德为名义：中日《共同防敌换文》之签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协约国成员之一的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影响深远。在布尔什维克掌控俄国全境以前，俄国国内政局动荡，进而波及外交。为保持协约国东部战线，英法两国早在1917年12月份就曾提议日美两国出兵海参崴，但日本和美国均十分消极。正是在此背景下，海参崴护侨问题成为协约各国的共同问题。北京政府本对派舰护侨一事并不积极，但在日、美均已派遣军舰的情形下，北京政府决定派舰前往，抽调海容舰前往海参崴。以护侨名义派遣军舰至海参崴，可视为中国出兵西伯利亚的序曲，此行动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为北京政府的外交增加了筹码。在北京政府内部为派遣军舰多方筹备时，日本向中国提出了签订两国防敌协定的要求，围绕军事协定而展开的交涉成为中日两国间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早在1917年11月，日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就曾对靳云鹏暗示，为应对德军东侵的危险，中日有必要缔结军事协定④。为了促进早日签订协定，日本做了相当充足的前期准备工作。田中在1918年1月组织了军事协作委员会，自任委员长，希望中国方面主动⑤。1918年2月5日，田中义一会晤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提出中日军事合作构想。田中告诉章宗祥，德国俘虏在西伯利亚有十余万人，一旦解放即为中日两国劲敌，非但中国国防吃紧，日本国防亦吃紧，既然中日同为参战国，“从军事上着想，两国国防实非迅谋共同行动不可”，并建议“两国情报现行相互交换，以其彼此深悉军情”。章宗祥致电外交部，认为田中所言“均出诚意，请亮察转达”⑥。 就当时的国际情形而言，作为协约国一员，中国在战略上确有防止俄德媾和的考量。经国务会议讨论，段祺瑞政府最终同意日本方面共同防敌的请求。 外交部于2月22日电告章宗祥，中国已经决定订立共同防敌协定，但“华境内事宜中国自行处理，华境外事宜，中国可与日本共同处理”，并要求章非正式通知日本政府⑦。中国所提出的此项声明，显然是出于对日本的防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