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到章宗祥发来的日外部声明后，外交部致电顾维钧，说明“日本出兵满洲里，并未与中国商酌”，对于已成事实的驻满洲里日军，政府“现正筹画，尚无头绪”(65)。外交部对日本的突然声明毫无准备，亦未曾料到筹划日久的中日共同出兵竟然如此开场。为应对突然变化的局势，外交部急忙派遣王景岐等前往满洲里办理外交事宜。 此时，外交部对外仍表示日军出兵满洲里系其单方面行动，并不意味履行中日防敌协定。8月20日，俄国驻华公使与外交部次长陈箓会谈，中方向俄国表达了此种观点(66)。但日本在向英、美通报时，强调中国同意日本出兵。并以中国军队与红军“谈判通融”密告美国，试图引起美国对中国的猜忌(67)。 驻法公使胡维德误解了外交部的电文，将日本出兵西伯利亚与出兵满洲里宣言相混淆。希望政府承认日本出兵系中日共同行动。胡维德在电文中指出，“日本国出兵满洲里，系由法再三敦劝，英极赞成”，美国虽然最初反对，但最后亦表示同意，建议外交部权衡轻重，为了将来在和会中取得同情，“纵有万不得已之苦衷，仍宜审察国际大势为趋向”。对胡维德的这种错误认识，外交部当即予以纠正(68)。 日本出兵满洲里是否获得中国允许已经演变为一个重大的外交问题，美国对此事的极端关注当然有其自身的考虑，主要是防止日本势力坐大。顾维钧明白告诉美国国务卿，日本出兵并未获得中国允准。美国务卿质问日本驻美大使石井，石井予以否认。石井宣称，日本在调动派遣军队前曾由林权助公使向中国政府声明，“得同意后，始行调遣”，要求中国向驻华美使重新声明，或由顾维钧向美政府纠正以前言论(69)。 在段祺瑞亲自授意下，陆军部起草文件，将事情经过详告外交部，强调“日使与美外部所述各节，颇与事实不符”。日本出兵满洲里借口是保护侨民和中东路，“事前并无正式文书协商”。针对日方的借口，陆军部指出，侨民在中国境内“自应负保护之责，东清铁路原有相当保护，决无烦劳客军之理”(70)。 北京政府虽然在外交上尽力揭露日本的单方行动，但由于日本在满洲里驻军已成事实，只得承认现状，冀图以共同防敌协定来约束日军。另外，由于北洋军阀还在筹备军力对付西南革命派，尚无法抽调足够兵力进驻满洲里监视日军。 关于日本出兵是否先得中国同意，成为中日之间交涉的焦点问题。8月29日，陈箓与日本公使林权助直接展开会谈。林权助认为，8月8日他曾与段祺瑞谈及满洲里危急情形，论及如果有必要出兵时，两国政府必须出兵，段祺瑞表示同意。11日，又请刘崇杰参事到使馆，请其转告段祺瑞总理日本拟于13日出兵。陈箓对林权助的说法提出异议，“据总理看法，本月初八日贵公使曾见总理，谈及关于出兵之事，总理以两国既有共同防敌之协定，则遇有危险，亟须派兵时，当然同意，然不过空空洞洞之谈话”，至于11日通知中国出兵一说，完全是日本单方面的行为，“按出兵之事，既须彼此详商，则凡磋商应有之手续全未经过，且外交当局亦未接贵馆一纸之通知，以云商议妥协，亦与事实不符”(71)。 揆诸事实，日本在出兵一事上显然采取了模糊处理的方式，意图是先形成出兵之实，然后再逼北京政府承认。在未特指出兵满洲里的情形下，获得了段祺瑞的口头许可。不可否认，段祺瑞对外交会谈缺乏敏锐的判断力也是造成中国被动的原因之一。 由于日本出兵满洲里已经构成了共同出兵的事实要件，北京政府不得已向美、法等宣布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已经启动。9月2日，在与美国马克谟代办会谈时，陈箓再次强调日本出兵满洲里并未获得中国许可，但“今日本业已进兵满洲里，中国势不得不为特别之承认，故现时即算中国曾经承认中、日军事协定生效，并允日本进兵我土”(72)。同日，陆徵祥会见法国公使柏卜。柏卜问陆日本出兵满洲里是否履行中日军事约定，陆回答，“此次日本出兵，事前却未正式商议，惟时局锐变，迫不逮商，亦未可知。现日本军队既达满洲里，似为履行军事约定”(73)。9月3日，北京政府向法国正式确认。 专为协同出兵而订立的军事协定竟然有着两个不同的解释版本，作为当事国的中日双方显然有其各自的考虑。借协定的掩护而浑水摸鱼是日本最根本的目的，协定如何解释、何时实行完全是由此点而决定的。日本出兵满洲里，再一次证实了这一目的。对于防不胜防的日军行动，北京政府唯有寄希望以预先的协定来进行约束，这也是北京政府订立协定的初衷所在，然仅凭一纸协定根本无法约束日本。 (责任编辑：admin) |